為了維護自己和老百姓在拆遷中的權益，我很有可能將付出自己的生命。而且很有可能就在幾天後。我希望朋友們能來看看我，也許我們的見面就是最後的告別。
徐永海
2003年4月4日
《為了維護老百姓在拆遷中的利益我願意付出自己的生命》
今天我要說的話，很有可能是我給朋友們說的最後的話。我家面臨被強拆，而且很有可能在明天、後天就要來貼「強拆」的公告，之後就來強拆。我將失去自己的家，為了保住自己的家，我和我妻子準備付出自己的生命。如果僅僅是因為失去了一間房子而付出自己的性命是不值的，但如果是為了維護自己和廣大老百姓的權益，付出自己和自己一家人的性命還是值得的。
我和妻子已經說好了，當那些開發商、拆遷商以及偏袒他們的政府工作人員來強拆我家時，我、我妻子將和我們自己的家一同消失在熊熊大火中。我們已經準備了汽油和石油液化氣罐。
我們不是刁民，我們是善良、老實的老百姓。拆遷了，我們沒有想藉機多要拆遷補償，我們只想維持住我們現有的住房條件，但是我們維持不了。拆遷了，拆遷公司給我們的補償款不能使我們買到相應的住房，拆遷公司要強行把我們遷往的地方，將使我們的綜合居住條件嚴重下降，遠離了市區、遠離了北京城。我家現有住房三間，其中兩間是由一間房子隔成的，實際居住面積在40平方米（其中十多平方米是房管局在1995年、1999年翻修住房時給增加的面積），加上自己蓋的廚房，我們一大家子住房不寬裕，但還能生活。
拆遷了，拆遷公司給我家的拆遷房屋補償款是26萬，房管局在1995年、1999年給增加的面積拆遷公司不給補償。26萬，在我們生活的北京舊城區，我們即買不了到相應大小面積的平房，也買不到相應大小的樓房，這26萬買一個一居室都不夠。拆遷了，我們居住水平反倒下降了。
這不是我一家一戶的現象，而是廣大被拆遷戶都遇到的現象。我的鄰居朱春紅，一家三口住在一間九平方米的房子裡，房子是不大，但通過自己在房前又蓋了一間小房和一間廚房，一家人也能生活下來。可是拆遷了，只給他10萬拆遷補償款，這些錢在北京任何地方，包括遠郊區縣，也買不到一個一居室。這讓他們一家人搬到那裡去，沒有拆遷時他們一家有房子住，拆遷了他們一家人到沒有房子住了。
我的另一個鄰居肖慶如，是個醫生，她和自己女兒相依為命地住在一間20平方米的自建房裡，房子中有自己建的廚房、浴室，母女倆生活也算步入小康。女兒上大學二年級，因母親的工資不高住不起學校提供的學生宿舍，女兒一直在家居住。孩子很懂事，下學後還要到麥當勞、肯德基等地方去打工，貼補家用。拆遷了，因他們住的是自建房就是不給拆遷補償，他們沒處可搬。拆遷員還對肖慶如的女兒說：「給你中南海的兩間房子你去住吧」拆遷員拿我們被拆遷戶尋開心。拆遷公司的拆遷員還對他們說：「先給你們兩萬元，你們先到外邊去租房子，等你女兒大學畢業了有了錢再自己買房。」這叫什麼話，憑什麼，拆遷之前人家母女倆有房子住，拆遷了人家母女倆每月要花千元左右去租別人的房子來住。
我們老百姓搬不走，等待我們的就是被強制拆遷，把我們老百姓強行搬到遠離市區開發商賣不出的房子裡去。因為拆遷，尤其是拆遷中的強拆，很多被拆遷戶不得不四處上告。2003年3月26日，我第一次去中南海的新華門反映「拆遷」問題時，執勤民警就問我是不是以前還來過幾次，聽話聽音兒，看來還有因為「拆遷」問題來新華門的。之後我問他，是不是因為「拆遷」問題有很多人來新華門，他說不少。3月28日，我和幾個鄰居又一次到中南海的新華門去反映「拆遷」問題，執勤民警說，下午剛來了一撥「拆遷」的，這一會兒怎麼又來了一撥「拆遷」的。4月1日，我和我的幾個朋友到全國人大去反映「拆遷」問題，被帶到天安門分局，在那裡我們見到了一個老大媽，她叫陳鳳東，家住北京舊城南城的宣武區福州館前街20號，她是到天安門廣場來抗議「強拆」她家的。
開發商買走我們的住房，之後在上面蓋高樓大廈，開發商是發大財的。蓋好的高樓大廈，在我們這個地區，每平方米都要賣1、2萬元以上。這些高樓大廈一般都在20層左右，這樣每平方米地皮就是30萬、40萬，一座樓下來就是幾億元。可是給我們被拆遷戶的補償款是每平方米幾千元，我們這裡是8千元，而且只給房子補償，不給院子補償。
開發商、拆遷商要發大財，為什麼要讓我們老百姓付出如此大的犧牲，為什麼政府的有關部門要如此地為這些開發商、拆遷商保駕護航。我們不是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也不是建築領域的專家、學者，我們說不出更多的保護北京舊城、胡同、四合院的意義。我們也不是黨和政府中的紀檢、監察部門，我們說不出拆遷中存在的腐敗現象。我們只是很老實、很善良的老百姓，我們知道，拆遷不應降低我們的住房條件，拆遷不應犧牲我們老百姓的利益。為了維護自己和我們老百姓的利益，我願意付出自己的生命。
徐永海
2003年4月4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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