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共產政權來說，光照猛於虎。一旦它的掩蓋事實真相，操控人民思想的功能失效，它的垮臺就指日可待了。儘管對於蘇聯的垮臺人們褒貶不一，但基本上都承認切爾諾貝利事件是蘇聯國內走向公開性改革的一個重大政治轉折點。切爾諾貝利事件對於蘇共垮臺和蘇聯解體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1986年4月26日凌晨，位於蘇聯烏克蘭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猛烈爆炸，大量放射性物質外泄，使蘇聯15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受到污染。放射性物質污染還隨著東南風向北歐和東西歐部分國家擴散。甚至在瑞典東部沿海地區，檢測到的放射物質的含量已超過正常標準的100倍。各國有大面積的農田和牧場受到污染，致使生產出來的牛奶和蔬菜水果都無法食用。
蘇聯當局在事件發生後，先是一如既往地採取了掩蓋的政策。但是大範圍的核污染使得消息根本掩蓋不住，反而激起周邊國家的強烈不滿。4月29日，瑞典、丹麥、芬蘭以及歐洲共同體正式向蘇聯提出強烈抗議。世界各國輿論也對蘇聯的政策提出尖銳批評。面對國際社會的批評，蘇聯迅速改變了政策。十幾天後，戈爾巴喬夫發表電視講話，誠懇認真地承認確實發生了嚴重的事故，正在採取措施控制後果。蘇聯人民如夢初醒，明白了自己離可怕的災難並不很遠。同時也更加深切地明白了公開性是怎樣攸關普通人生命利益的重要制度。從此蘇聯的政治改革加速發展，勢頭無法逆轉，一直進行到蘇聯解體。
今天，公開性打上了中共政權的門。在非常不情願同時也是無可奈何的情勢下，北京那道堅固的信息防線在國際社會的強大壓力下漸漸開裂，原先被嚴密掩蓋的情況象牙膏一樣被一點點地擠了出來。
整個過程和當年蘇聯的切爾諾貝利事件有很多相似之處。起先都是國內出狀況，當局試圖掩蓋淡化。但是掩蓋沒有成功。而影響波及到國外，引起國際社會的不安和不滿。最後在國際壓力之下當局不得不讓步。
當然也有不同之處。最重要的不同就是中共當局和1986年時蘇共當局對公開性認識的差異。當年的戈爾巴喬夫本人是公開性的積極推動者，蘇共黨內也有著要求改革的強烈呼聲。切爾諾貝利事件成了蘇聯改革的推動力量。而今天的中共當局仍然以恐懼仇恨的心態看待公開性。中共黨內聚集著一大批寧負天下也不舍棄政權的既得利益捍衛者。因此，非典型肺炎/SARS事件的發展，不太可能在中國引出如同前蘇聯那樣的一發而不可遏止的政治改革浪潮。中共當局在遭受這次挫折後，還會繼續頑強地抵抗公開性。
但本次事件對中共政權的衝擊也不可小視。中共當局在抵抗一陣後不得不屈服的結果表明，並不是只要「黨中央有決心」就能把事情搞定的。這也許是非典型肺炎/SARS事件給中共當局最重要的教訓。此次封鎖行動的失敗，必然使一種「光亮再也擋不住」的感覺無情地襲向中共決策當局。這是一種令北京當局不寒而慄的感覺，說明白一點就是一種「末日來臨」的絕望感覺。
此次事件中迫使中共當局屈服的因素主要有兩條。而這兩條在今後不會消失，反而有可能繼續加強。
其一是，國際社會的人權大於中國的主權。
中共當局掩蓋非典型肺炎/SARS的政策，反映了這個政權在人權問題上的看法和國際社會的流行看法存在顯著差異。龍永圖那番帶有「革命英雄主義」色彩的談話很能說明問題。一種死亡率不到5%的病，你說它怎麼危險怎麼可怕，黨的領導同志聽了只會笑話你。因為他們那些人見過的世面大了，這麼點死亡率只能算「正常」或者「好於正常」。根本沒有險情可談。所以從一開始，黨的各級領導就把民眾對疾病的反應當作「自我恐慌、自尋煩惱」來看待。黨最煩的就是那種為了個人或者少數人的小事而干擾國家大局的現象。因此黨的措施當然就是以淡化事件，打擊「謠言」為主。並不在如何防治本病上浪費精力。他們相信過一段時間就沒事了。
而國際社會的觀念很不一樣。一是各國「革命英雄主義」的水平普遍比較低，怕死怕病的觀念很流行。二是沉不住氣，往往一些在中共領導看來不過是「屁大的事」，也要轟轟烈烈上頭條。據說這屬於「虛偽的西方人權觀念」。但問題是甭管虛偽不虛偽，絕大多數國家偏偏都吃這一套。美國加拿大不用說了，新加坡那樣的專制國家，還有臺灣，日本，泰國，韓國等等都這德行，連香港也不例外，而世界衛生組織也按照這「西方人權觀念」來對待這件事，你有什麼辦法？
觀點碰撞的結果，中共當局在這個地球上是絕對的少數。那麼該聽誰的？中共當局當然可以一如既往地拒絕國際社會的主張。因為他們有「主權」（就是按照黨的意願主宰人民之權），他國不得干涉。但是這事件中的各國並不試圖干涉中國。他們只是按照他們自己的人權觀念行事，他們的措施不多於躲避。惹不起就躲。而這種躲避恰恰是中國受不了的。世界衛生組織（WHO）發出的關於SARS幾次旅行勸告，比任何國家的經濟制裁政策所造成後果更加嚴重。不說別的，如果中共當局繼續不合作的話，光是世界衛生組織維持她的「勸告」這一條，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就不可避免要放慢下來。由此會產生一系列令人頭痛的國內問題。共產黨政權不怕得罪人民，但他們怕得罪錢。
世界衛生組織是個毫無行政權力的「境外」機構。按照中國當局時髦的「主權」觀念，中國境內的病當然由中國政府掌握，你那個「WHO」來插什麼嘴？而且還沒有調查就先發什麼「旅行勸告」，故意給黨造成被動局面。根據這些就完全可以把世界衛生組織定性為「境外敵對勢力組織」的。然而中共最終選擇了讓步與合作。一個毫無行政權力的組織之所以能夠迫使中國當局合作，完全是因為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在這個關乎人命的問題上遵從與中共政權不同的人權準則。這樣的認同性使得世界衛生組織的「勸告」生效極快且沒有國家限制。美國人聽從這個勸告，法國人、約旦人、馬來亞人也聽的。這局面迫使中共當局進行選擇：要麼堅持「主權」而面臨更加嚴重的後果，要麼接受國際社會的要求。中共當局步步退讓最終不得不道歉的結局，象徵著國際社會人權觀念對中共當局「主權」觀念的一次勝利。
其二是，「體外循環」的信息打破了黨的信息壟斷。
中共當局掩蓋非典型肺炎疫情的努力，最初是被在「黨的喉舌」以外的信息流衝破的。二月份廣東關於非典型肺炎的恐慌風潮，很大部分是由手機簡訊息促成的。三月份中國開人大時，廣東代表李剛不無憂慮地提到了這個現象：「今年春節7天假期中間，人們發送手機簡訊的數量竟達75億條之多，已到了驚人的地步！在隨後廣東發生的非典型肺炎及其引發的藥品、大米、食鹽的搶購事件中，網上信息和手機信息也起了巨大的推波助瀾作用」。手機簡訊息，和其他一些新的信息傳播方式一樣，對中共當局的信息壟斷地位提出了嚴重挑戰。在農曆正月裡，強大官方媒體營造出來的喜慶氣氛鋪天蓋地，然而那些只有十幾、幾十個字的簡單信息，卻能夠把成千上萬人在一夜之間推入恐慌之中。這種現像在世界其他國家是難以想像的。
中國的這種脆弱「國情」注定「體外循環」的信息對政權有緻命的殺傷力。不用說，經過這次「教訓」，中共當局一定會不遺餘力地去加強對手機簡訊的控制。問題是中共當局能否如願以償？手機簡訊息，和其他一些新的信息傳播方式具有微型、分散、快速、量大等特點，而且技術還在進步發展。控制這些媒體的難度很大而且越來越大。光是快速、量大這兩個特點，就讓當局應接不暇。試想中共當局試圖在今年二月的廣東非典型肺炎恐慌風潮中控制手機信息，從發現信息「不對頭」到決定過濾方案再到組織實施，總需要幾天時間的。而這段時間裏那些「有害信息」早就傳得「家喻戶曉」了。除非採取徹底關閉服務這種招惹民憤的強硬措施，否則當局無法有效控制這類「體外循環」的信息。
信息不經過黨的喉舌而傳播，對於長期依賴大眾傳播媒體控制人民思想的政權來說是真正的噩夢。六十年代的中國和目前的朝鮮都發生了可怕的飢荒，如果不是靠著對信息的封鎖和操控，中朝兩國當局早就被人民推翻了。而藉著對信息封鎖和操控，遭受慘重災難的這兩國人民卻連一點對當局憤怒的情緒都沒有，他們甚至比任何其他國家人民更加擁護本國的政權。由此可見信息的封鎖和操控權對獨裁統治者是多麼重要。信息的封鎖和操控權就是獨裁統治者的生存權，是命根子。
而非典型肺炎事件隱隱約約地對中共當局說：命根子快絕了，你們該怎麼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