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慌，因為還未掌握病源和治療的辦法。發愁，是病毒傳播既速且廣，連專業的醫生護士亦難以自保，能不使人擔憂？假如前線醫護人員繼續「中招」，病人數字不能遏止，醫院運作不下去，我們該怎麼辦？
國家主席對南方疫情深表關注，親自巡視珠三角區域，對於人民的生命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沈重地用上「揪心」和「焦急」來形容他的憂慮，由此可見疫情之嚴峻。行政長官董建華最早奉召到深圳匯報情況，他向領導人表白，現階段的香港，病毒並未受到有效控制，並且已經嚴重打擊了各行各業的經營。胡錦濤主席的響應是，中央會全力支持特區的困難。
疫情壞到什麼程度，香港才向北京尋求援助？國家能夠提供的助力，究竟包括哪幾方面？醫管局主席梁智鴻醫生說，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下，香港可能要向國內尋求醫護人手方面的協助。假如特區政府是有比較全面的緊急應變意識，便該謹慎跟進主席的承諾，具體設想緊要關頭的增援安排，否則，到了危急之時，落實支持會因思慮不周而出現狼狽的調動與錯配的浪費。
自從非典型肺炎肆虐以來，特區政府屢受反應遲緩的批評，行政長官那些「打硬仗」和「我們一定贏」的言論，聽了令人生厭，因為在這人心惶惶的時候，人們要求的是踏實的應付辦法，絕非什麼不著邊際的空泛言詞。《人民日報》前天一篇以非典型肺炎為重心的評論員文章，也是以「一場硬仗」形容疫症，強調「要把保護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而「……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是堅決、果斷和有效的，非典型肺炎疫情是可以防治和控制的」，更是似曾相識，因為遣詞用字，根本就是董建華日來發表公開談話的「翻版」。中國官場的官樣文章，那份如出一轍的言大而「空」，真是最要戒除的習氣，不但縱容思想懶惰，並且妨礙聽眾意識水平的上進。
這場瘟疫使中國的國際形象深受損害，原因是發布疫情的訊息，不盡不實，外國對她的其它統計信息也一併懷疑起來，那是無可避免的。如何改善通報機制、比較不同省市對付疫情的辦法和效果等，是須要切實探索以廣周知的事，空唱什麼「措施堅決」、「果斷有效」、「疫情可以防治和控制」等，在人們還未知道如何有效預防和治療這個病症的時候，言過其實的豪情壯語，僅足以惹人噁心。
由於幅員廣，人口龐雜，中國未有精確的疫情統計和發布機制，絕不出奇，也用不著為此而感到難為情，只要務實改進，當可慢慢改變外界的觀感。由於政治考慮或不明事理的愚昧，故意隱瞞真相，那才是信實的污點。其實疫症肆虐，有什麼值得羞恥而不宜見光？西方社會對愛滋病那種較少歧視的坦蕩態度值得我們借鑒，事實俱在的眾人之事，自欺欺人的隱瞞，會使很多制定政策的判斷因失實而失准失誤，為害之大，超乎想像。要是這次疫症初起之時便有清晰的警告訊號（或官員肯虛心地接受梁秉中教授的「提點」），鄰近地區又及時警覺做足防禦措施的話，也許便能大大縮小疫症擴散的範圍，國際社會也就不會那麼震動以至對中國有了偏見。
ＳＡＲＳ對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非常不利，早已飽受經濟困擾了好幾年的香港，經此一「疫」，更是「貧」、「病」交逼；在人命攸關的大前提下，解決財赤顯然已經不再那麼重要，及早為民紓困，援助因百業蕭條而生計無著的市民、不計成本地支援拯救人命的醫療隊伍，那才合乎人性！
特區政府當初基於商貿旅遊的考慮，低調響應疫症猖獗的威脅，結果做起事來，著著落後於形勢。領導班子已為此事飽受批評，如今再說這樣不對、那樣不是，均無補於事；更何況瘟疫這回事，政府幹練，百姓吃的苦頭也許會少一些，政府沒有本事，人們還是要一起面對。對一個只講同氣相求，把立法會民意代表的不同聲音也輕忽玩弄的領導班子，我們能奢求什？他們不再倒行逆施，明白輕重，知道事情的先後緩急，港人便當謝天謝地。
美國的「九．一一慘劇」，令國際性航空公司經營困難，合併、倒閉，不知凡幾；香港的國泰航空年來尚能維持盈利，很了不起；可是疫症一來，國泰也要發出盈利警告，盛傳要作全面停飛的部署，更是一個港人難以置信的「噩耗」。在氣氛低沉的日子，經濟活動銳減，起居秩序「入定」，學生不上學、朋友不約會、生意「冇得傾」；除了伊拉克戰況，疫情成了生活的焦點，環繞它的一些微枝末節，竟也教人看出一些平日並不在意的意義－－譬如群眾的自私未必自利；譬如有意作表率者，結果作出適得其反的表現；譬如患難見到的並不是可貴的真情。
阿當．史密斯認為「自利」是推動經濟的一大動力，筆者向來景從這位大師的看法並時加推介；這次瘟疫蔓延，「自利」不等於不兼顧「公德」，二者並不乖悖亦不矛盾便有顯淺的驗證。香港疫情重災區－－淘大花園和牛頭角下，最近天天在傳媒曝光；我們從報導看到兩個屋苑屋的個別家居不乏整潔一類，可是大廈的天井、渠口、通道和檐篷的污水垃圾，則無人清理；外人一看便知道「各家自掃門前雪」並不足以消除病毒傳播的威脅，出於「自利」便不能置「公德」於不顧，大家應當反省。
居民中，有人激動地斥責衛生當局辦事不力，未有徹底清理他們住處附近的垃圾。把清潔家居周圍的所有責任，推到政府頭上，讓人看到香港的公民水平，確很低落，患難中所見到的真情並不盡都可貴。
行政長官的夫人蒙頭蓋臉，以一身密封的裝備，跑到牛頭角下派發防炎包，同時呼籲居民切記洗手、注意個人衛生。雖然只是一種姿態，畢竟也算是個有心人，可惜在應對方面，她口不擇言，經傳媒廣披，市民原來對她好感不大，此後又添一筆。深入爆發疫症黑點，記者問董太害不害怕，她衝口而出地回答︰「當然怕啦！我只不過是義工咋。」這話不但使受薪的前線治疫工作者反感，當義工的也覺荒謬。因為前者會聽出言外之意，是受薪和專業的，即使「送死」也屬本分；而義工們聽了，則會感到自己經過考慮，克服憂懼然後決心從事的義務工作，何以要被一句「我只不過是義工」而被踏扁？在傳媒鋪天蓋地的今天，作為表率人物，偶一失言的瑕疵被傳媒無限度「放大」，那是值得同情的，可是經常犯上失言的錯誤，便是行事漫不經心的輕率。發生天災人禍本是領導人表現「急民之所急」的大好機會，唐太宗便是此中的高手。《貞觀小斷》（明刊本，作者不詳）記蝗蟲肆虐，飛入宮苑，唐太宗見之，掇數枚，祝之曰︰「民以榖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左右諫之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即使唐太宗在做戲，還是有表率人物值得借鑒的示範作用。
世間難免會有災害，ＳＡＲＳ肆虐，港人若能領會不弄虛、不作假、不諉過地謹慎應付困難，才是克服困難之所本，那就是一個長進的標誌。經患難、見真情，希望港人見到人性光輝一面的真情，不是偽善不誠的嘴臉。
(原載《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