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當局首次隱瞞是在疫情爆發初期至二月十二日為止的第一階段。春節後，省內的「非典」個案已明顯增加，但當地宣傳部門禁止媒體報導，「掩耳盜鈴」的結果是疫情透過手機簡訊恐慌性地散播開去，市麵人心惶惶，民眾搶購白醋及板蘭根。當局在社會危機爆發後，才匆忙出來「闢謠」，並向省內傳媒開禁，但有限的新聞自由只是曇花一現，當地傳媒的疫情報導在熱鬧了三、五天後，再被當局戴上政治口罩，而且一戴便是個幾月。當地新聞界復歸沉默，其後果又比第一次更為嚴重，因為在二月十三日當局的記者會上，有關官員曾誓信旦旦的表示：廣東的疫情已受到控制，新發病例明顯減少。事後證明，廣東當局欺騙了全世界。
由於廣東傳媒再度掩口，而境外傳媒又未能突破當局的消息封鎖，因此在二月中旬至三月下旬的四十多天裡，外界對廣東的疫情蔓延一無所知，不少人還真的以為情況已受到控制。但事實上，這段時間新增個案比「闢謠」前更多，處於爆發的高峰期。香港特區政府在當地疫情爆發初期掉以輕心，既有官僚主義的因素，但對廣東疫情一無所知恐怕亦是重要原因。廣東的隱瞞導致了香港未能及時作出高度的戒備，而香港作為高度國際化的都市，未能及時控制疫情，則導致了世界上更多的國家受到傷害。
期間，廣東並非沒有良心媒體，《南方都市報》便曾在全國「兩會」初期犯禁作出報導，但被地方政府認為是「添亂」，身兼政治局委員的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更龍顏大怒，甚至以極為情緒化的語氣貶損該報：「我在浙江時便很討厭這份報紙了」、「從未見過如此辦報的」。在中國，省委書記儼如一省之「皇帝」，張龍顏大怒的結果便是《南方都市報》遭到嚴厲的整肅，該報一些人的命運因此而逆轉。在封建社會，興文字獄尚且要奏報朝廷，但在現代中國，一個省委書記要整垮一個新聞工作者，竟然可以輕易到如摁死一隻螞蟻。
令人擔心的是，張德江在中共的體制內，被視為「年輕有為」的官僚，而且還有可能成為中共第五代的核心人物，但如此專橫僵化無知，如何教人不為今後的廣東，不為今後的中國而擔心呢？不過想深一層，我們便會發覺在今次「非典」疫情中所暴露出來已不僅是幾個官僚的問題，而是中共整個官僚體系的問題，和孟學農、張德江等流著同樣血液的官員上千上萬，「病毒」已經深深地隱藏在他們的血液中，一有機會便會以不同的形式發作出來。
令人震驚的是，即便在連中南海都意識到各地隱瞞疫情會釀成重大危機以後，張德江等廣東高官仍未作出認真的反省，省委宣傳部在世衛專家到當地調查時，依然向媒體下達報喜不報憂的指引，例如：世衛專家讚揚的話，要上頭版以大標題處理，而批評的則省略或一筆帶過；而對廣交會的報導，當地的媒體亦被迫充當了不光彩的角色，明明是受「非典」影響，展館門可羅雀，卻說成是一片熱鬧，來參加的外商都覺得廣州很安全云云，這樣的虛假報導與境外傳媒的說法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更為惡劣的是，最近，在廣東隱瞞「非典」疫情中難辭其咎的張德江竟然利用香港一份左派報章為其塗脂抹粉，大篇幅地渲染什麼「張德江鐵腕抗炎」，究竟是「鐵腕抗炎」還「鐵腕隱瞞」？如果世人就今次的「非典」災難設立國際法庭的話，作為廣東「皇帝」的張德江又該當何罪呢？
我們明白，人非神聖，因此都會犯錯，但犯錯有無心之失或明知故犯之分，廣東當局一犯再犯的是「故意隱瞞」，一種給全世界帶來災難的錯誤。在張德江等公開向世人道歉之前，將會不斷的遭到國內外的輿論審判。從即日起，廣東的官僚體系便應以一種救贖的精神去為世人做一些好事，不但努力控制好省內的疫情，而且還要組織醫療力量認真查找病源。
據報導，廣東去年確認的第一例「非典」病人是一間野味餐館的廚師，他有可能是在處理穿山甲時弄傷手指而被冠狀病毒入侵的，最近香港及世衛的研究成果亦顯示「非典」的元凶病毒可能來自一些尚未查出的動物，聯想到廣東人什麼野味都敢吃的陋習，令人懷疑疫症也許與此有關。廣東當局應立即在全省的野味店及菜市場抽取環境樣本，追查變種冠狀病毒之源，這是向世人謝罪的最好方式。
（原載五月五日出版《亞洲週刊》新思維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