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如果看一看中國的報刊，特別是看一看那些御用學者們討論『薩斯的影響』的言論，你會覺得，這一切悲劇或災難其實都不存在。相反，他們說：薩斯危機促進了中國政府的信息公開，還會促進中國的民主化；它也開啟了中國的官員問責制，政府將會更加誠實和負責任；它甚至促進依法治國取得實質進步；更將使中國更深地融入世界，更能遵守國際規則；還可以使中華民族更團結、更道德、更文明、更成熟，更有內聚力和抵抗力，包括使每一個人受到意志磨練。即使在經濟上，據說薩斯危機也不是什麼壞事，反而可以降低中國經濟的熱度，使它更加實在和穩健地發展。至於人們從此重視強身健體，醫藥業大發展，未來公共衛生投入增加，因為研究薩斯病毒而科學得到進一步發展，那更是不在話下。一句話，這叫做『多難興邦』－－薩斯危機簡直就是上帝的恩賜，專門來幫助中華民族崛起的！
這就難怪，在中國的薩斯危機中，出現了那麼一些我們這類簡單的頭腦不能理解的怪事了。比如說，明明是廣東當局隱瞞疫情，造成了薩斯災難的全球擴散和全國爆發，可是，廣東官員不僅沒有受到任何懲罰，看來還意氣風發，春風得意，既被胡錦濤總書記讚為全國的『排頭兵』，又在到處展示和傳播他們應對薩斯的經驗和成績。可不是嘛，如果廣東早早就把幾個他們已經知道是高度傳染的薩斯病例隔離起來，至少在一、二月份就通過媒體公開情況讓天下人都曉得這個東西的厲害，怎麼還會有所謂『薩斯危機』，那又怎麼還可能因此促進中國政府的透明和負責，怎麼還可能幫助中華民族更團結更成熟，怎麼在中國實現『多難興邦』？很明顯，廣東當局看得遠，想得深，寧願本地死上幾個老百姓，也不能扼殺了這個將會促進中華民族崛起的大好機會。我們知道，過去二十五年，廣東的經濟改革是走在全國前列的；現在看來，廣東還有推動中國政治改革的雄心。我們也知道，中國的政治改革，積二十五年之功，進展甚微，那正像溫家寶總理所說的，要辦好中國的事情，『不容易』。結果是，廣東領導人抓住了薩斯這個機會，要搞『薩斯北伐』，以推動中國政治的透明、法治、乃至民主，要推動中國進一步融入世界，要推動中華民族弘揚它的偉大民族精神。誰說廣東只會搞經濟？看這個深謀遠慮，看這個偉大目標，不愧是『三個代表』的發祥地，要在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上也當全國的排頭兵。
這麼說，恐怕就不能像海外某些別有用心的媒體所提出的，要追究廣東官員的責任。不，反過來，恐怕還要大大地表揚廣東吧？本欄曾經建議中國領導人公開表彰北京的老軍醫蔣彥永先生，顯然難獲採納；這些日子學習了中國的官方報刊，才恍然大悟：中央政府的本意，其實是在表彰廣東當局。看來，事情告一段落之後，張德江們不僅不會丟官，恐怕還要記上一功、青雲直上的。既然『多難興邦』，那就需要多幾個會製造災難的官員，而且給他們更大的權力，從而能夠製造更多更大的災難，因而才可能使我們的祖國更快更強地興盛起來！
還有人不懂得這個道理嗎？那是因為你不明白：第一，對於官方和它的御用學人來說，一般老百姓的個體生命是不重要的，他們只考慮黨、國家和一個沒有個體生命的抽象『民族』。他們自己『進步』了，你就死得其所，這叫『交學費』。第二，災難和興盛，是在不同的場景下定義的：災難是你老百姓的災難－－迄今有什麼高官死於薩斯嗎？看來沒有。十三世紀那樣落後的醫療條件，黑死病都沒能影響任何一家王室的任何一個成員，何況今天這般發達？興盛當然是他們的興盛－－中國據說已經進入『盛世』了，可是，山西農民的醫療條件怎麼樣來？顯然，說『多難興邦』，中國官方媒體並沒有說假話：『多難』的是老百姓，『興』的是『邦』，即國家機器和它的掌握者。只要控制住了老百姓，再大的災難也不會是『邦國』的災難；何況，到了災難的時光，更有了一萬個控制老百姓的理由！廣東當局有罪，那是從民眾的生命著眼；廣東當局有功，那是就黨國的生命而言。
(來源：新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