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上亮出的大皮靴和刺刀，難道就能顯示出治國有方的先進理念？隆隆滾動的坦克履帶，難道就能使極權的寶座永世長存？但無論如何，面子工程乃是極權專制政體自我證明且橫行霸道的極其重要的逞能舞臺。
說到這裡，具有異曲同工之妙的另一種面子工程，也不能不顯示出極權專制政體撒謊技術的日趨成熟以及遮掩其虛弱本質的完善技巧，儘管時間的風雨將會使之剝落淨盡而突顯其可恥下流的本質，但極權專制卻得過且過，能蒙多久就蒙多久，能蒙多少人就蒙多少人。它才不管什麼時候會露餡呢。
舉例來說：揭露SARS疫病實情的蔣彥永醫生，因其勇敢的自由言說而受到了國內外有識之士的廣泛讚譽，但同時。也引起了軍委主席江澤民及其上海幫的驚恐不安，直到現在，他對蔣彥永醫生敢說真話的所作所為仍不置一詞、不予表態，死豬不怕開水燙地不理不睬；不但如此，江澤民及其上海幫還為蔣彥永醫生設置重重障礙，要求他遵守有關紀律，不得擅自接受國外媒體的採訪，不得自由發表獨立思考的言論；而另一方面，卻又散出口風說，蔣彥永醫生沒有受到任何打壓，而且還提高了待遇。比如，給他配了專車，他可以自由活動，也可以自由地接受外界媒體的採訪等等，對於這種無稽之談的官方聲明，蔣彥永的女兒做了有力的批駁。真實的情況究竟是怎樣的呢？儘管筆者沒有與蔣彥永醫生進行電話溝通或直接拜訪，但是，根據共產極權的一慣所為，可以判定，蔣彥永醫生肯定為說真話而受到了相當大程度的壓力或遭遇到民主社會人士難以理解的恐嚇與威脅。儘管蔣彥永醫生不一定深陷牢獄，但是他的自由卻一定受到了相當程度的干擾與破壞。
在極權專制政體下，說真話是要付出代價的，尤其是戮穿皇帝的新衣，其代價尤其慘重，有時需要流血，有時甚至需要掉腦袋。因為種種面子工程和嫻熟的謊言技巧，都是赤裸裸的皇帝的新衣，也都會被說真話的有識之士一一辯別出來，從而使極權專制主義者的臉面無光。有時，迫於壓力，敢說真話者也不得不違心地說出與自己意願相反的話來，也就是說，他們哪怕作為鬥士也時常被逼無奈地為極權專制主義的面子工程和謊言技巧而貼金。他們也不得不在一定的壓力下，扭曲自己的靈魂而悲痛欲絕地為極權專制主義者遮遮掩掩。
1944年，王實味因寫了一篇《野百合花》這篇講真話散文被關押了五、六年之久之後，為了回應國民黨對共產黨迫害知識份子的斥責，王實味皮笑肉不笑、無可奈何地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從國統區到延安專門調查此事的新聞記者。他面色蒼白、滿心憂愁地對記者們說：「我的待遇不錯，我沒有受到任何迫害」。受盡迫害的這位大文豪、這位天才翻譯家可謂是給足了毛澤東和共產黨的面子。但是，國統區的訪問團前腳一走，後腳，王實味就被五花大綁地投進了監獄。到了1947年，他竟被偉大的共產黨用屠刀砍了頭。
在此請問，是相信王實味的話，還是相信共產黨的屠刀？看來，屠刀應該是更有說服力。因為，屠刀代表了真實，而王實味被逼無奈說出的話卻毫無任何真實性可言。這只能從反面再一次證明共產極權的無比殘暴和極端無恥。
說到這裡，另一個例子也不能不提將出來以供參考。在三十年代的前蘇聯，列寧和斯大林的戰友、被譽為布爾斯維克共產主義理論家的布哈林，在審判他的大會上，公開說他自己是叛徒、是混進革命隊伍裡的階級異已分子、是陰謀篡黨奪權的野心家、是反對斯大林同志的跳梁小丑、是從事反革命活動的主謀，如此等等的污泥濁水，布哈林也顧不得布爾斯維克理論家的體面而統統地拿起來澆到自己的頭上和身上，以至於使自己滿身的髒污。當時的蘇聯人民都認為斯大林同志能夠把像布哈林這樣的壞分子斬盡殺絕，實在是太英明、太偉大、太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太烏拉了！
半個多世紀之後，真像終於大白了。布哈林之所以在審判中能夠與KGB、與蘇聯秘密警察配合得這麼默契，是因為斯大林告訴他，如果他膽敢有任何不配合或反抗的表示，那麼，不但他本人要死，而且他的妻子、他的女兒都要死。為了家人能夠有一點點生存之機，布哈林違心地為斯大林主義的極權專制塗脂抹粉，極力掩蓋其獸性主義的罪惡。儘管這樣，布哈林還是被蘇維埃人民的偉大領袖和蘇維埃各族人民的父親斯大林同志押赴刑場、就地正法了。
以上所述證明了什麼呢？只能證明一個事實，即極權專制主義喪盡天良地殘害人性並由於底氣不足而虛張聲勢地大搞各種各樣的面子工程，玩弄撒謊以蒙人的詐騙技巧，是無論如何也掩示不住其真實罪惡的狼子野心的。對此，除了完全徹底地予以揭露之外，別無他法；除了戳穿其謊言的嫻熟技倆之外，別無他法。
倘若做不到這些而上當受騙，那也就只好倒了十八輩血霉。到時誰也救不了你！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