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雖然認錯道歉，仍被認為是該報的大醜聞。這件事讓我們看到，人性的弱點是普遍存在的，在崇尚信用的社會，欺詐偽造的案子也屢見不鮮。但是，美國的誠信問題和中國的誠信問題是否半斤八兩呢？這是值得探討的。有人說中國特色就是一個「假」字，其實此話的含義是，共產黨統治的中國社會的虛偽與欺騙，具有體制性的特徵。蔣彥永一封署名信中曾寫道，「林彪說，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張文康（衛生部長）就是想做大事，所以就一定要說假話。」信中他還提到，衛生部找了各醫院領導開會，說北京已有非典，「但作為紀律，不許宣傳，要為開好（三月）兩會，創造安定的條件。」
因此，可以認定，中國大陸之隱瞞疫情，並非個人行為，而是有領導有組織的預謀。紐約時報雖然出了布萊爾事件，但不可能按政府要求去表彰甚麼和隱瞞甚麼，事實正相反，該報還是美國媒體反戰的龍頭老大。即使在處理布萊爾事件上，也表現了大手筆的誠意與痛心。但是，中共方面在糾正抗疫的錯失上，卻是另一種情景。五月三十日，當中國的薩斯風暴已趨於緩和時，我們看到北京衛生部的名嘴高強又登臺見記者了。他竟然說中國政府沒有隱瞞疫情，張文康也不是因為隱瞞疫情而被免職，他最近還向張請教工作。他表示中國有六百萬醫務衛生人員，不能理解「大家為甚麼對蔣彥永教授如此感興趣？」他說中國抗疫鬥爭的成績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發動全國人民群防群控的結果。
高強這席話為本期專題「薩斯大革命」作了註解。民主國家解決社會危機，包括犯罪，反恐，抗疫，也有宣傳組織動員，但是更重要的手段是，利用專業和法制的力量。不可否認，極權國家利用他們專制的優越性，往往也有奇效，是自由社會缺少約束力難以匹敵的，北京現在採取的正是他們得心應手的那一套：全民愛國衛生運動、居民聯防、火線入黨、失職者嚴懲、連坐處分、政治責任制 ......媒體公開疫情也只是在形勢需要時的工具性安排。是不是有可能透過這次薩斯危機的歷練給中國共產黨人一個教訓，走向政改，走向真正的共和國？形勢轉變後，不久應可以看出眉目來，而一塊試金石，就是對新聞媒體的管制會不會放鬆？
－－原載《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