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第一個問題，從大陸有影響的媒體，確實可以聽到一些積極的聲音。最有代表性的是《財經》雜誌主編胡舒立最近的社評。在題為"如何瞻望後SARS時期的經濟"的社評中，胡舒立明確地指出，"SARS之災提出的挑戰，本質上正是對中國可持續發展的挑戰"，"SARS逼迫我們關注中國的公共 疇籵t統，關注農村和農民，關注教育和公民文明精神提升，總之是關注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這些在危機中形成的共識，不應該僅僅是抵禦危機的權宜之計，而應成為"後SARS"發展戰略的一部分。但是，正如胡舒立所批評的，多數經濟學者的興趣並不在於此。他們的關注還是"放在預測 M機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就是說，還是單純地關注GDP。
多數經濟學者對SARS危機的這種無動於衷的態度，並不難理解。人都喜歡干自己擅長而熟悉的事情，況且，他們自知對政策的影響不大，何必吃力不討好呢？真正的問題是，當權者對經濟政策的選擇，是否受到了SARS危機的影響。根據我們對胡錦濤和溫家寶的觀察，他們對急功近利的經濟增長沒有像江澤民和朱鎔基那末熱心。在SARS危機爆發之前，就顯示了追求更為公平的經濟發展的意向。毫無疑問，這次SARS危機的爆發，只應強化他們的這種傾向。
問題在於中國大陸經濟巨大的慣性，是否能夠被SARS危機所動搖。這就涉及到第二個問題。大陸近年的經濟增長，高度依賴出口加工業的擴張。如果這個增長的基石被動搖，大陸經濟政策改弦更張的壓力自然就會比較大。維持大陸出口加工增長勢頭有來自需求和供給兩方面的因素。在需求方面，有人在SARS危機爆發之後指出，這場危機動搖了海外投資對大陸的信心，因此會影響到需求。現在看來，由於SARS疫情得到比較快的控制，還沒有發生如此深層的影響。大陸的所謂海外投資，有相當來自海外的華人，包括越來越多的台商。他們主要看中的是大陸廉價的勞動。只要這個因素不因SARS危機而改變，大陸對外資的吸引力還是很大的。有大陸學者看到了民工勞動價格的重要，認為SARS危機會明顯提高大陸民工的價格，因此會危及海外投資的增長。這種看法太過簡單了。
不錯，SARS危機迫使大陸當局增加對農村和民工的醫療投入，因此在社會的意義上增加了民工的勞動成本，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民工的勞動價格會因此上升。民工勞動價格的上升，取決於民工勞動機會成本的提高。而民工勞動機會成本的提高卻並不因為大陸增加對農村和民工醫療以及其它公共投入而必然提高。理解這個問題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們可以預料，由於SARS危機，大陸新領導人會更加註重對農村的財政投入，但是，這些投入能否在農村和內地創造真正的經濟增長機會，是決定民工勞動機會成本的關鍵。如果這些投資僅僅是像朱鎔基建糧庫那樣，建了一些農民並不需要或者用不起的設施，就不可能改變民工的機會成本，因此也不容易改變現在的經濟增長格局。
換句話說，僅僅增加對農村公共投入的數量，並不能給農民創造真正的機會。要為農民創造新的機會，需要十分艱難的改革。對此，我將另作評論。在改革難以推進的同時，大陸擴大出口加工的機會依然存在。在全球通縮壓力的影響下，大陸過低的勞動價格可能對外資產生更大的吸引力，因此，對大陸當局維持舊的增長格局產生難以抵禦的誘惑。
因此，我的結論是，SARS對大陸十餘年來不平衡的經濟增長後果提出了嚴重的警示，但是，這個危機還沒有，也不可能在短期內糾正大陸經濟的偏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