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的同情心、正義感和犧牲精神，是八九運動留給後人最寶貴的精神遺產，長安街上隻身擋坦克的年輕身影，就是這種高貴人性的偉大象征，值得永遠銘記。大學生、知識份子與民眾的隔閡，甚至為保持運動純潔性而對民眾的排斥，是八九運動留下的深刻教訓。如此慘痛的教訓足以扣問靈魂和催促自省。特別要強調的是，死於六四大屠殺的亡靈中，有許多普通民眾，這些人以及他們的家庭所付出的代價，遠遠超過當年的風雲人物們，但對他們的記錄卻極為罕見。以丁子霖老師為代表的難屬群體，已經在這方面做了大量艱難而危險的記錄。應該有一部專門記錄八九運動中的民眾參與的史書。否則的話，作為八九運動的參與者們，不僅愧對亡靈，也愧對歷史。
本文記述的事實，僅僅巨大冰山之一角，主要來自我於90年代初寫就的《末日倖存者的自白》一書，那是我個人對八九運動的回憶，1992年由臺灣時報出版公司出版。重新提起舊事，僅僅是為了保存和強化對苦難歷史的記憶。
1989年5月13日，八九運動開始悲壯的大絕食。我從5月14日上午到廣場，一直與學生們在一起。今天回憶起來，不僅學生們用年輕生命呼喚民主的行動催人淚下，民眾對學生的支持也令人動容。
15日中午，幾位北師大的同學來找我商量，想要辦一份「北師大絕食團通訊」，印發一些消息和文章。我當即表示支持。但辦通訊需要一些設備，如鋼板、蠟紙、刻筆、油墨、油印機、紙張以及其他東西，錢從那來？廣場的絕食團總指揮部不給分文。我當即決定去為學生們募捐。三個學生跟著我，一位同學幫我拿話筒、一位同學抱著募捐的紙盒箱、一位同學拿著幾瓶汽水，繞著廣場募捐。
五月十五日下午和五月十六日下午，我前後共進行了三次演講募捐，走了整個廣場。工人、個體戶、農民、幹部、知識份子、軍人、警察、老人、孩子……人們紛紛掏錢，那個小小的募捐盒內，有社會各階層的捐款。在整個募捐過程中，我幾乎是流著淚在演講，募捐結束後，我的嗓子喊啞了，淚流乾了，許多催人淚下的場面至今難忘：
一位少婦把錢塞到孩子手中，孩子一邊把一張五十元的人民幣投入募捐盒內，一邊哭著說：「謝謝叔叔阿姨、謝謝大哥哥大姐姐，我要是長大了多好，也能和你們一起絕食……」
一位衣著襤褸的老人，自稱是順義縣的農民，居然捐了一百元，再三叮囑我給年輕人買點補品。他說他不懂國家大事，今天進城想到天安門看看，碰巧遇上大學生們絕食。他完全出於同情心，出於心痛孩子們而捐款的。
一位從外地來北京上訪的婦女，把五十元人民幣塞到我的手中說：「老師，這是我回家的路費，但這些小青年太讓我動心了，我寧可走回家也捐這錢。」
我執意不肯收，她竟哭起來，跪在地上請我收下。她說：「別看不起我這個平民百姓，我也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倒。大學生們是拿性命替我們說話呀。」
在紀念碑上的西側，坐著一群《人民日報》記者、編輯，他們打著兩條橫幅「學生運動不是動亂！」、「四 廿六社論不是我們寫的！」當我對他們發表演講時，幾乎所有的記者和編輯都慷慨解囊，最少的十元、最多的五十元。
在人民大會堂的東側，我還看到了前外交部長黃華。顯然，他是自己來廣場的，沒有警衛人員跟隨。他拄著拐，被一群圍觀的人簇擁著。他很激動，幾次想講話都無法開口。後來，他也許累了，就坐在馬路邊上對著一個錄音機講起來。由於距離太遠、加上人聲嘈雜，我沒聽清他說些什麼，但從不時傳來的掌聲中，可以感到他對學生們的同情和支持。
兩位不報姓名的電工，神奇地為我在絕食棚中安裝了一部電話，只能打出去，不能打進來。他倆說：「我們想這比捐幾個錢有用。」至今，我仍然記得那部老式的、深紅色的電話機。我用它與許多人通過話。
一位年輕小夥子，自告奮勇地要求為北師大的絕食團通訊列印稿子，並提供了國際直撥長途電話和電傳。他告送我，如有什麼緊急的事情要與外地或國外聯繫，我可以找他，他會為我提供方便。這個小夥子騎著一輛輕便摩托車，一次次地取走手稿，送回列印好的蠟紙。至今我仍然忘不了，他跨上摩托車，點火、發動、側過頭向我揮揮手的情景，他的動作和造型瀟灑極了。
中信公司開著車送來大批營養品、飲料和食品。一個胖乎乎的中年人站在汽車上，一邊往絕食的學生中間扔東西，一邊高喊：「我們是中信公司的。榮老闆（榮毅仁）讓我來看你們啦。同學們最清楚誰是真正的官倒。反官倒、反腐敗、爭民主，我們榮老闆支持。我們中信就深受官倒之苦哇。」
一位農民婦女，拎著一籃子熱騰騰的包子來到絕食的地方，急火火地打開蒙在上面髒毛巾，說：「同學們餓壞了，吃吧。跟這種老爺官賭氣，弄壞了身體不值得呀。」我走過去，嚴肅地對她說：「你的好心我們心領了，但這是絕食。你在這拿著包子，影響不好。請你離開。」她說：「你這位同志怎麼沒良心，眼眼睜睜地看者同學們挨餓。多嫩的身子骨呀。」我說：「決不行。同情歸同情，絕食是絕食。你還是離開。」這時有幾個同學過來，一起勸她走。她同意了，但很堅決地說：「那我就等在那邊，什麼時候想吃了，吆喝我一聲就成。」果然，在絕食改成靜坐那天下午，她真的又出現在北師大中文系的絕食帳篷中，照樣提著一籃子包子，籃子上照樣蒙著那塊髒毛巾。
兩個小夥子，登著一輛板車，上面裝滿了棉被和衣物，有的棉被和羽絨服是嶄新的。他倆說：「這是我們四合院的幾家人湊的，不知能不能用上。眼下，我媽正在家裡煮綠豆湯，下午送來。」
十五日上午，有兩個美國人要進入北師大的絕食團進行採訪，糾察隊攔住了他倆。我過去一看，是一男一女，女的是華裔中國人。她掏出名片後我才醒悟，原來是劉白芳夫婦，就是他倆請我去舊金山開會。我和劉白芳夫婦前幾天在香格里拉飯店見過面。我讓糾察隊員放他倆進來。他們拍下了絕食學生和絕食團通訊的情況。他們採訪我時，我念了剛剛寫完的《告海外華人以及一切關心中國問題的外國人士書》。劉白芳的丈夫當即捐了三百元外匯券。
他們的行為讓我感動。送他們走時，我說：「以後你們想採訪，如果遇到麻煩，就來找我。」
在眾多感人的場面中，還有略帶荒誕的一幕：一位留著長長的頭髮、穿著長長的衣服、身披一塊大白布的人，不管糾察隊的人的阻止，強行闖進絕食團內。他胸前和後背的白布上寫著四個大字：「流浪詩人」。他雙手高舉起一塊標語牌，上面寫著一首詩。他一邊繞場行走，一邊朗誦他的詩。那真是一首又臭又長的詩，他居然能倒背如流。在我的記憶中，詩的內容與學生的絕食無關，像是此人很久之前寫的。朗誦完詩，他來到絕食的學生中，要了一支煙，悠然地抽起來。抽完煙又向糾察隊同學要吃的和喝的，並專門往女生身邊湊，不停地找和女生聊天。
後來，他被糾察隊學生們趕走時，憤憤地說：「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2003年6月3日於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