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目前已經公開的資料，SARS於去年十一月在廣東佛山、河源、中山、江門、廣州、深圳等地相繼發生之後，中共初期至少有軍方和地方兩個不同系統的人員分別介入處理。
在地方系統方面，廣東省在SARS出現之初兩個半月的輕忽已是眾所周知。但值得探討的是，今年一月下旬，在專家組做出關於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的調查報告，並且通知省內各主要醫院注意防範後，疫情仍未受到應有重視，其中原因何在？為此，不妨根據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重新審視那幾天一些重要的情況。
二月四日，中山大學附屬第二醫院提出SARS傳染性超強的報告，廣東常務副省長李鴻忠於二月七日接到省衛生廳的緊急報告，中共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隨即做出四點指示，其中第四點是：把有關情況「上報國家有關部門」。
二月八日，廣東省有關非典型肺炎的報告「送達中央」，「國務院領導作出批示」。
二月九日，衛生部副部長馬曉偉「受命帶領專家組」抵達廣東。
二月十一日，張德江按發病人數下降、專家有關冬春之交肺炎常見的報告，做出「非典型肺炎發病高峰已過，病情初步得到控制」的判斷。並且要求「用權威的聲音引導輿論，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恐慌」，在積極防治的同時「絕不能因此而影響正常的生產、生活和社會秩序」。
顯然，廣東SARS疫情的嚴重性被淡化，其中「國務院領導」的批示，可能是左右廣東省決策的重要因素。廣東省上述報告有那些國務院官員看過，決策過程及批示內容為何，攸關日後三、四月份對疫情的漠視，是評斷責任歸屬的一個重要環節。
至於軍隊系統方面，綜合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的報導，SARS發生後，總後勤部和廣州軍區的醫療專家「在第一時間前往疫區」，廣州軍區總醫院、武警廣東總隊醫院、第一軍醫大學各附屬醫院建立專門病房，接受地方患者。而後共軍還成立了防治領導小組、醫療專家組和科研攻關組。今年三月五日，北京三０二醫院收治來自山西的於姓女珠寶商SARS患者，拉響了SARS在北京的警報。
不過令人不解的是，以中共空軍廣州醫院為例，有報導說，該院在一月三十一日接到廣東衛生當局通知準備接收SARS病患，二月十一日收治第一名重症SARS患者，前後總共收治包括一名臺灣人在內的三十八名民眾患者，達到無一死亡、無一醫護人員感染、無一院內交叉感染的高標，似乎對SARS的防治已相當瞭解，而類似情形據稱同樣發生在廣東的一些軍方醫院。
可是，與此同時，廣東非軍方醫院的表現卻完全相反，對於SARS的嚴重性完全沒有預警，以致不少大醫院都出現院內大面積傳染，有的甚至近百名醫護人員被病倒。而更奇怪的是，三月份共軍在北京的三０一、三０二醫院收治SARS病患後，也出現大批院內醫護人員感染，遑論北京其他非軍方醫院。
這使人不禁思索，是什麼原因造成廣東軍地兩個系統的醫院會有如此截然不同的情況，又是什麼原因使得同樣是軍醫院，北京和廣東卻似乎信息不通。而假設上述報導為真，有關訊息至少隱約顯示，共軍專家在第一時間前往疫區後得出了一些推論，並且在廣東軍醫院採取了一些措施，但是顯然並未將其告知地方醫療系統。至於後續發展則顯示，共軍醫療體系垂直通報、指揮和橫向聯繫都有問題。所以綜上所述，在SARS的考驗之下，中國大陸的政務、軍事兩個系統的表現都不及格，其主要領導者對後來事態的演變有不可推諉的責任，二月指示尤為關鍵。如今疫情雖已退燒，但是問題征結所在必須予以揭露，否則何以向所有的死難者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