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民意把胡溫當作新的救主，境外媒體把胡溫奉為開拓新局的人物，人們的耳邊不斷響起讚美之聲： 「胡溫新政的魅力」、「胡溫迅速確立權威」，「以民為先的總書記」、「雷厲風行政府總理」、「胡錦濤出訪展示大國外交」、「危機帶來政改轉機」，「SARS帶來中國新聞自由」……「胡溫新政」迅速成為中國政治的常用詞彙，似乎，胡溫主導下的中國新時代正在降臨－－儘管實際上並沒有「新政」發生。
平心而論，胡溫施政確有遠比江澤民高明之處，也更能贏得民意和媒體的好感，但二人的表現也無非是姿態上的「鞠躬」、「廉潔」和「親民」，抗炎上的堅守一線，吏治上的懲治失職高官，信息發布上的壟斷式「透明」，外交上的繼續韜光養晦外加親善之舉……而這一切，皆是新主初登大寶的必然所為－－建立權威和應對危機的權宜之計－－並沒有突破傳統模式和現行策略的作為，更沒有實質性地觸動現政權及權貴階層的特殊利益的壯舉。即便是最受讚揚的抗炎政績，也仍然是傳統做法：嚴格的信息壟斷、強制的全民動員、為民作主的父母官姿態、替罪羊式的嚴肅吏治、避重就輕的「檢討失誤」和機會主義的翻雲覆雨；另一方面，依舊是嚴厲打壓民間要求新聞自由的呼聲，並通過嚴格立法加強信息壟斷，冷凍真話英雄蔣彥永，趁機連續重判異見人士，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在記者會上繼續說謊，並為說謊的張文康進行狡辯。
同時，胡溫領導抗炎的一系列新姿態，固然能夠起到贏得民心和鞏固權力的作用，但並不能構成對江太上皇的實質性挑戰，更談不上自主執政。即便不提新班子中江系人馬佔有優勢，僅就抗炎中江澤民的幾次露面而言，江的權力強勢仍然非常醒目：十萬火急的全民抗炎，作為總書記、國家主席和軍委副主席的胡錦濤，得不到軍隊醫院的準確信息，也無法號令軍隊奔赴抗炎一線，更聽不到軍隊的效忠表態。恰恰相反，軍隊系統仍然聽命於江澤民一人的調遣，是江澤民簽發了1200名軍醫赴北京小湯山醫院的命令，《解放軍報》也多次發表「絕對服從江主席指揮」、「讓江主席放心」等言論。儘管兩會後的高層排名，已經改為胡一江二，但在潛艇海難事件上，發慰問電和去大連指揮善後，排名卻是江一胡二。
不管胡錦濤的內心如何想，但他不得不在接見軍隊的場合跟在江澤民的身後，也不得不常把「三個代表」掛在嘴邊，在全民抗炎的嚴峻時刻，還要召開「掀起學習三個代表新高潮」的政治局會議。他作為新元首的首次出訪，仍然謹言慎行，在俄羅斯的演講中，屢屢提及江澤民對發展中俄關係的巨大貢獻，還要特別指出「三個代表」是中國新世紀發展戰略的指導思想。新華社在報導胡錦濤與布希、小泉、克雷蒂安的會見時，不僅刪掉了外國元首對中國政府處理SARS問題的質疑，也刪去或竄改了他們對胡錦濤個人的讚揚。喉舌如此報導，顯然是胡本人有所避諱所致，因為這些讚揚或明或暗地貶低了江澤民。
所以，胡溫「新政」在輿論界的出現及其熱銷，絕非現實本身，而是一種在急切求變的社會期待作用下的誘導性輿論。而且，這種期待並非始於抗炎，而是十六大以來力挺胡溫傾向的延續，其心理前提有三：
1，獨裁社會的主要群體心理之一，就是救世主意識的根深蒂固，使之對「新桃換舊苻」產生過分期待，儘管無數次新桃舊苻的轉換僅僅是一種換湯不換藥，但被根絕了自主意識的民眾，仍然會一廂情願地對新舊交替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2，這樣的傳統意識作用於當下國人，就具體變現為：對江澤民時代的不滿過於強烈，太希望老人全退並真正交權和新人順利接班並有實權，更希望接班的新人能夠盡快擺脫平庸和停滯，帶來煥然一新的局面。從十六大到SARS危機，國內外輿論幾乎一邊倒的挺胡貶江，
3，跛足改革的弊端和社會公正的奇缺，使政治改革嚴重滯後的現實越來越醒目，僵化的制度瓶頸卡住要求政改的咽喉，民間社會的公共參與飢渴愈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