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三月風》
康生不僅是個極端陰險毒辣的野心家，而且是個國家文物珍寶的大盜。文化大革命中，他利用自己的職權，煽動青少年去「打砸搶抄」，自己趁火打劫，巧取豪奪，在浩劫中大發國難財。據統計，康生自1968年至1972年，先後到北京市文管處32次，竊取圖書12080冊，竊取文物1102件。其中有大批宋元版和明版的珍本、孤本圖書，有兩千多年前的青銅器，有一千多年前的古硯、碑帖、書畫和印章，還有30萬年前的玳瑁化石等，都是一批具有重要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的珍品，有的還是絕無僅有的國寶。 康生侵佔的這些圖書文物，很大一部分是趁著一些老幹部和知名人士在「文革」中被抄家的機會而竊取的，其中包括齊燕銘、鄧拓、阿英、龍雲、章乃器、傅惜華、傅忠謨、趙元方、齊白石、尚小雲等96名知名人士私藏的書畫。還有25個單位和31個倉庫中「無主」戶的查抄文物，有些也被康生納入私囊。
傅惜華先生，「文革」前是中央戲曲研究院圖書館館長，「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是我國有名的藏書家。他的藏書，以多、全、好馳名中外，康生早就垂涎三尺。「文革」中，抄家風剛剛刮起，康生就多次跑到文管處詢問：「傅惜華的書集中起來沒有？」並且一再囑咐：「他的書一定不要丟失和分散。」1969年10月18日上午，康生得知傅惜華的書已經抄出被集中到國子監藏書庫，顧不得讓人代勞，趕緊親自驅車前往。到了書庫，一屁股坐在一個破木箱上，動手破捆挑書。就這樣，傅惜華的藏書經過紅衛兵一抄，轉而流入康生之手，「破四舊」的「革命」也就完成了。
康生的佔有方式，五花八門。試舉幾種：
一曰借條佔有
這是「文革」前康生竊取文物的主要手段。
1956年，故宮博物院太和殿展出一方唐代陶龜硯，被康生看中，說是「借」去看看，不僅久借不還，還被康生編入「康硯第五十三號」，據為己有。這種唐代陶龜硯留傳下來的極少，國內外只有五件：河南上蔡縣南唐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件，日本有一件，康生處包括從故宮「借」來的這件共有三件，這三件名硯都是無價之寶，被康生以編硯史為名，從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庫房「借」走。由於久「借」不還，不好入賬，只好為康生辦了調撥手續，歸康生所有了。
二曰無償佔有
1969年7月8日，康生在文管處看到一本《百家姓》。他說「你看這本《百家姓》很有意思，這是清朝搞的，我從前有一本，不知誰給拿走了，找不到了，這本我拿走了吧！」就這樣，這本清朝的《百家姓》讓康生白白拿走了。
1970年5月2日，由康生打頭陣，率領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陳伯達一夥，擁進文管處庫房。他們像入了寶庫，葉群和幾個武夫爭搶金銀珠寶，康生、陳伯達則虎視著圖書文物，各自佔領一攤。他們覺得在管理人員面前，恐怕有失身份，又假惺惺地互相謙讓，彼此贈送，最後各自帶回，歸己所有。
這一次，庫房的圖書文物，幾乎被他們洗劫一空。
一次，陳伯達從文管處劫走一件價格昂貴的青金石山子，康生得知後堅持也要一件。當時文管處庫存已無此物，只好從外貿部門以1350元高價為他購進阿富汗青金石花瓶、青金石原料石山子各一件。康生分文未給就由他的老婆取走了。
三曰廉價佔有
宋拓漢石經，據傳是蔡文姬之父蔡邕書寫，國內僅存3件，是異常珍貴的文物，而康生僅付10元就取走了。
黃庭堅真跡《臘梅三詠》，極其名貴，價值數千元，康生僅付5元就取走了。
再如宋畫院仿趙幹起蛟圖，價值千餘元，康生僅付1角錢取走。
此外，康生還掠走歷代銅印及雞血、田黃等名貴印章達四百多方，其中包括稀有的漢代陳宮、董永等名人銅印，也有現代陳半丁、齊燕銘等私人印章，康生都以5分錢到5角錢的折價掠去。康生很清楚每件圖書文物的真正價值，若在國際市場出售，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任何一件都能成百萬富翁！」
四曰掠奪佔有
「文革」前，大慶出土了一塊30萬年前的玳瑁化石。這是研究地質的珍貴資料，根據國家法令，應為國家收藏。但是康生分文未付攫為己有。
不僅如此，他還挖空心思要工藝美術公司將這塊化石做成硯臺蓋，另選精料配製龜形硯身。1970年初，康生通過北京市文管處催促北京工藝美術公司僱用了144個工人，從山西開採了兩方大紫石，因斷層太多，未做成。最後，又從石家莊買了一塊香油磨石才做成龜形硯身，前後一年完工。而康生僅付4元了事。玳瑁化石，分文不給，攫為己有。硯臺加工費和無以計算的運旅費用都由國家負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