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下午是美國紐約的深夜和早上，我們沒有怎麼睡覺，緊密的和香港聯繫。通過電話聽到香港遊行市民的口號聲和歌聲，似乎也聽到他們的腳步聲。我激動，我也難過。激動，是因為我為香港人驕傲，香港市民在強權下沒有屈服，而是用自己的實際行動進行抗爭，為自己寫下歷史；我難過，不但為香港主權轉移後六年的沉淪難過，也為自己不能同幾十萬香港市民走在一起而難過，我覺得對香港有一份歉意。
看香港的報章，以及朋友傳來的電郵，知道許多傳媒的朋友上街了。例如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和著名的時事漫畫家尊子，他們是遊行常客，不稀奇；明報總編輯張健波也遊行，這不是他的第一次，以前我還拍過他的照片；名嘴黃毓民當然更是常客。但是信報老闆林行止先生夫婦也參加遊行，心裏就特別感動。1983年到1986年我在信報做過編輯，知道他們為人低調，八九年的百萬人遊行他們都沒有出來，我離開香港前也知道林先生身體不太好，已經處於半退休狀態，但是這次居然出來了。日前他的一篇評論23條的專欄文章令我難過，連他愛護香港之心當局都不理解，也可見特區政府干頇到甚麼程度了。而提到7月3日信報創刊三十週年都不慶祝了，我作為曾經在那裡工作過的員工，心有慼慼焉。香港記協主席麥燕庭也給我電郵，告訴我羅孚也參加遊行了。這位前新晚報的總編輯，中共的統戰幹部，應該也八十歲了。他曾被中共自己人關閉和軟禁十年，他比我早離開香港，在舊金山定居，因為太寂寞而認為香港不會有甚麼問題而再回香港，如今又面對23條的威脅了。
香港市民的遊行是在沒有辦法用手投票的情況下，用腳來投票。我比他們早，在九七年就用腳投票，移居外國。大部分香港市民不可能離開香港，只能被當作依附於土地上的「物件」一起交給中共。這是全球民主化潮流中的一股逆流。
九七，我是留，還是走，思想有鬥爭。香港給了我21年的自由生活，21年比較自由的創作環境。可以說，它給了我第二生命。我從在中國大陸作為黨的一個工具，變成在香港成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而且能為中國老百姓鼓與呼，有自己的一番事業，心裏怎能不感謝香港？因此離開香港遠走高飛，心裏是有些慚愧。然而我在中國二十一年，學的又是中共黨史專業，中國共產黨是怎麼一回事，我很清楚。中共要收回香港，我從一開始就不贊成，不像有些香港的民主派輕信所謂「民主回歸」。以中共落後的政治經濟制度，憑甚麼收回香港？當中共以英法聯軍毀壞圓明園來煽動民族主義情緒時，我認為中共也可能毀壞香港這個現代圓明園；我也一直不相信中共的承諾，包括「五十年不變」、「高度自治」等等，認為它一定會過橋抽板，開始說的比唱的還好聽，轉眼就會不認帳；而它製造的「鶯歌燕舞」局面，最後也會原形畢露，香港必然萎縮。一個人有幾個二十年？我的黃金時期二十年是在中共的統治下過的，我不願意再給它二十年，連一年都不想給。不幸我在以前的預測現在都被中共逐一兌現了。我虧欠的香港一份情，只能盡量在海外為它做些事情，傳達香港市民的呼聲，讓世界更關心香港，避免香港民眾被中共和董建華之流以「內政」為名「關門打狗」。
香港在決定被送給中共時就決定了今天的命運。我人微言輕，也從來沒有提出過香港獨立的主張。但是香港的遭遇，應該是給臺灣一個很好的鏡子，從而讓臺灣人民來決定自己應該走甚麼路，避免重蹈香港的覆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