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嚴格說來，彭德懷頂多只能算半個忠臣。因為第一，彭德懷的萬言書只是私下裡交給毛的一封信，不是準備在會議上公開發表的，而過去忠臣給皇帝提意見都是在朝廷之上當著文武大臣公開提出來的。第二，更重要的是，當毛澤東大發雷霆，糾集其追隨者對彭德懷猛加批判，硬是要給彭德懷扣上反黨的罪名時，彭德懷很快就舉手投降，全盤放棄了自己的批評意見，最後還簽字畫押，承認了自己的反黨罪名。我們知道，古代的忠臣是寧死也不放棄原則的，彭德懷當忠臣但沒有當到底，所以我說他頂多只能算半個忠臣。
周恩來不是忠臣，彭德懷也不大算得上忠臣。實際上，共產黨裡沒有忠臣，起碼是共產黨的高級幹部裡沒有忠臣。因為共產黨制度里根本不允許有忠臣。
正是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共產極權制度和中國古代的君主制度的重大區別。
中國古代的君主制度屬於韋伯所說的傳統型統治，其正當性或曰合法性是來自它所宣稱（同時也被旁人所信服）的歷代相傳的規則和權力的神聖性。君主的權力來自天意（天子受命於天），來自血統（王位世襲），他人不得覬覦。君臣之間的界限是明確的，不容逾越的。君主並不是因為其正確才成為君主的，君主並非道的化身，「道」和「君」不是同一的而是分別的。因此，批評君主的過錯並不等於否認君主權力的合法性，所以不至於對君主的合法權力構成直接的挑戰或威脅，皇帝錯了也還是皇帝，這就使得君主有可能容忍批評。大臣的責任是輔助君主行道，見到君主有不符合道的時候提出批評。在這種制度下，最高權力為君主所獨享，在君臣之間沒有少數服從多數的問題（這當然不是說多數大臣的意見不可能對君主形成某種制約），君主在貫徹其決策時，不需要製造出臣民一致擁護的假象。這種制度無疑是專制的，但由於它承認「道」「君」分離，也就是承認君主可能違反「道」，因而給為臣者批評君主和堅持異議提供了一
定的空間。即便遇上殘暴的君主，當忠臣可能招致殺身之禍，但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那正是以身殉道，無上光榮；忠臣則從強大的傳統資源中獲得精神支撐和傲對權勢的勇氣。
共產極權制度則不然。共產極權制度的最大特點是道君合一，它堅稱共產黨壟斷了真理（黨是偉大、光榮、正確），偉大領袖是真理的唯一化身（領袖英明正確，代表正確路線）；這就是說，在共產制度下，黨和領袖都是把自己權力的合法性建立在其自稱的獨一無二的正確性之上的。因此，質疑共產黨的正確性，就是質疑共產黨壟斷權力的合法性；質疑領袖的正確性，就是質疑領袖地位的正當性。
然而我們又都知道，共產制度（無論是黨的制度還是國家制度）畢竟是現代的產物，它不是以公開地高踞於民意之上或公開地作為人民的對立物而出現，恰恰相反，它是以最直接地表達民意和代表人民作為自己存在的根據。它具有民主制的某些理念和形式，例如人民當家作主的理念，少數服從多數的理念；例如代表大會，選舉，表決等形式；以及每個公民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黨員還有黨內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規定。這就使共產黨及其偉大領袖面臨一種巨大的危險：如果多數人不認為黨是偉大光榮正確，不認為領袖英明正確，從而選出一個非共產黨的政府或者把偉大領袖本人選下臺呢？林彪在暗中對毛揣摩多年後總結出一條心得─「他最大憂慮在表決時能佔多數否」（古代的君主就不用擔這份心）。黨和領袖為了確保自己的權力不受威脅，它就必須釜底抽薪，禁絕一切不同的力量乃至不同的聲音。因為只要你成立一個獨立於共產黨之外的政治組織，只要你提出另一套不同於領袖的政治主張，都意味著對共產黨及其領袖所標榜的代表真理代表人民的唯一性的否定，因而也就是對共產黨及其領袖的獨佔權力的挑戰。
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給毛澤東提意見。彭德懷在主觀上是否有奪權的動機姑置不論，但從毛澤東的角度，毛澤東不能不感到自己的權力受到威脅。道理很簡單，如果你彭德懷是對的，我毛澤東是錯的，那憑什麼還該由我毛澤東，而不該輪到你彭德懷來當領袖呢？皇帝認錯了還是皇帝，因為君並不是道的化身；共產黨領袖一認錯就多半當不成領袖了，因為共產極權專制把權力合法性建立在「真理的化身」、「正確路線的代表」之上，因此，它不敢承認有任何別人比自己更正確，不敢容忍任何批評反對的聲音。在中共黨史上，領袖一認錯就下臺，從陳獨秀、王明，直到華國鋒，概莫能外。我們知道，忠臣的定義是違上順道，是承認大臣有可能比皇帝更正確更高明；然而共產制度卻堅稱唯有偉大領袖最正確最高明，所以共產王朝不允許有忠臣。
共產黨禁絕不同力量和不同聲音的辦法很簡單，那就是動輒把不同意見打成」反黨」「反革命」，把少數派撤職、開除、監禁，並且還禁止少數派發表自己的觀點和別人交流，否則就扣上「非組織活動」、「搞分裂」、「搞反革命串聯」的罪名。在這裡，持異議者甚至沒有保留自己意見的權利。他們被迫要「承認錯誤」。最令人費解的是，剛直如彭德懷者為什麼也會「低頭認罪」呢？被打成彭德懷反黨集團一夥的張聞天到底是理論家，他在檢討書裡闡明瞭他們低頭認罪的理由─因為要維護領袖的威信。如張聞天所說，毛的威信不是他個人的威信，而是全黨的威信，損害毛的威信就是損害黨的威信，就是損害黨和全國人民的利益。這段話裡的最後一句是胡說（因為黨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損害黨的利益不等於損害人民的利益），不過前三句倒有它的邏輯：因為在共產制度下，領袖的威信據稱是源於領袖的英明正確，因此維護領袖的威信就是承認領袖的正確。既然毛不能不是對的，那麼彭德懷就不能不是錯的。反過來說，如果毛是錯的，彭是對的，那麼憑什麼還該毛做領袖？那就該讓彭做領袖。問題是毛一向被認為代表黨，毛錯了，就是共產黨錯了，共產黨錯了憑什麼還壟斷權力領導一切？那是不是該讓別的黨上臺了？這個邏輯結論是彭德懷張聞天們不敢接受不敢承認的，所以他們只好低頭認罪。
回到周恩來的問題上來。我們知道，周在廬山會議和文革中都扮演了順上違道的角色，但是周並非歷來如此。在1956年追加基建預算時，周不贊成毛的急躁冒進，曾經當面抵制過毛的決定。周甚至對毛說出過這樣的重話：「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可見，周也有過違上順道的表現。後來，周為了這次「反冒進」而遭到毛的嚴厲批判，被指離右派「只剩了五十米」，一度政治地位岌岌可危，到了被迫提出辭職的地步。周想來在那時就吸取了「教訓」，明白了共產黨制度下當不成忠臣的道理。一個人只要進入了這種制度、這套系統，或遲或早就會發現，在其中，個人再也無法堅持獨立的聲音──除非你與制度決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