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時任四通董事長的萬潤南在談到北京的營商環境時說過這樣一段話：北京的市場經濟是移植過來的，它沒有土壤和根基，是先結果，後長根，再完善其枝桿，這有點像樹上掉下的葫蘆，頭重腳輕。它和廣東不一樣，廣東的市場經濟是天生的、地里長出來的，只要氣候適宜它就自然地生長，不需要啟蒙，只需要升華和完善。
萬潤南在說這話的時候，北京已出現了一批有著特殊背景的富翁們。他們大多是1985年推行價格雙軌制以後的「下海」者，與權力圈人物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有的原本就是政府官員。由於他們能夠憑藉權力資本，瓜分價格雙軌制的巨大差價，因而在很短的時間內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人們把這類商人稱為「官商」或「紅頂商人」。據統計，僅1988年，由價格雙軌制所產生的差價就達1000億元之巨，其中70%流入這些人的囊中。
隨後幾年的「股票熱」和「房地產熱」在為北京催生出一批規模更大、權力與財富的結合方式更為巧妙的紅頂商人之時，也讓紅頂商人作為北京商人的代名詞牢牢地留在人們的印象中。
其實，紅頂商人哪裡都有，但北京不同。由於接近權力中樞，因此無論從背景的顯赫、擁有財富的規模，還是從致富的速度方面來看，北京的紅頂商人都足以讓其它地方的同類富翁們羨慕不已、可望不可及。
採訪京城紅頂商人的努力是徒勞的，這是一個灰色的地帶。他們的第一桶金、發跡過程甚至在海外媒體上也少見描述。
如果沒有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那場由網際網路革命引發的創業大潮，紅頂商人仍將是京城商界一道最為獨特的風景。但在那幾年，一個新的富翁群體出現了。他們大都受過很好的教育，能夠充分利用北京在信息、技術、人才等方面的優勢，憑藉著對信息經濟時代高新技術領先一步的瞭解，將其中蘊育的巨大商機轉化為財富。他們與紅頂商人截然不同：無錢、無權、無勢，但憑著年輕、知識和激情，便掘取了新經濟浪潮中的第一桶金。
最近幾年，許多大大小小的外地商人在本地幹出點名堂後都憋足了勁地往北京跑。在這裡，他們看到的是一個商機勃勃的大市場，很多產業仍然處於暴利時代。
這也許就是京城商界的獨特之處吧：一方面是屢遭人詬的紅頂商人仍然稱霸一方。另一方面，中國高新技術企業的領軍人物和雄心勃勃的外地淘金者在這裡呼風喚雨、指點江山。
現在輪到一批像黃小川這樣的新商人了
黃小川的迪思公關公司是1996年4月掛牌的。那一時期， 和他一樣實現了自己的創業夢想的年輕人還有很多：張朝陽、田溯寧、王志東、吳鷹。他們現在都已功成名就，家喻戶曉。
黃小川的公司位於京城最繁華的商業區光華路上的和喬大廈。這是一家專門為IT/通訊、消費品、生物製藥、財經等行業提供整合市場營銷顧問服務的公司。下海前，這位畢業於北大地球化學專業的碩士研究生，曾在一家隱形眼鏡公司和一家專門為IT企業做市場顧問服務的公司做過4年的銷售和市場推廣工作。他說當初放棄每月6000元的薪水自立門戶，是基於對市場所做的判斷：微軟的操作系統不斷地升級以及英特的晶元速度不斷的加快，導致了所有
IT產業的產品不斷地更新換代，這將帶動整個IT業進入到蓬勃發展的時期。黃小川認定，「IT企業很有發展前途，如果我能做一個為IT企業提供有價值的服務的公司的話，也一定能發展得很快很好的。」
後來發生的一切證明了黃小川的判斷是正確的。
公司起初只有3個人，第一單業務是幫助思科做翻譯。「思科那時候在中國只有十來個人，我們幫助他們把一份在美國已經發布的新聞稿翻譯成符合中國的專業習慣和新聞習慣的新聞稿。後來他們在中國開新聞發布會的時候，就把我們翻譯好的新聞稿放在前臺。」
90年代中後期，是中國的IT和通訊業蓬勃發展的時期。迪思當時服務的公司還有很多，像摩托羅拉、DIGITAL等。
「他們現在都發展得很好，思科在中國已經有了上千員工，摩托羅拉也比那時做得好。」黃小川感慨地說。
黃小川的公司是隨著這些企業一起成長起來的。從1996年到1999年，公司每年都是以200%的速度在增長。2001年，黃的公司到了一定的規模，在上海、廣東、成都和香港都設立了分公司，並連續三年被評為「中國十大本土公關公司」。
黃小川認為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於他及時地把握住了IT業的發展所帶來的機會，「我進入這個領域的時候，市場上同類的公司幾乎沒有。現在，越來越多的公司開始進入到這個領域，但我們的公司也已經具備了一定的規模和競爭力，現在我們已經把服務提升到中高端領域」。
什麼時候都有人能折騰點事情出來，比如陸偉他們
對於京城商界的知識英雄們來說，2002年是落寞和痛楚的一年。由網際網路引發的中國社會第一次全局性的創業浪潮已經退卻，曾經「糞土當年萬戶侯」的CEO們也音訊杳無，IT業在苦
苦掙紮了三年之後，再也無法掩飾其迅速下滑的敗像，一批又一批的年輕人被迫另謀生路。
在新經濟的一片蕭殺聲中，人們開始用懷疑的眼光重新審視那些曾被他們寄予厚望的年輕的創業者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真的具有點石成金的潛質和才幹。
陸偉就是在這一年的年初開始了他的創業之旅。
沒有刻意的渲染和鎂光燈的追隨，當陸偉和他的夥伴們在一間借來的辦公室裡打出了「國電未來」的牌子時，沒有人想到，這家僅有5個人的小公司會在僅僅的一年時間裏，發展成國內手機研發領域裡規模最大、技術力量最強並最具潛力的公司。
陸偉是清華大學1988年的碩士畢業生，他曾在天津的夏利公司以及深圳一家港資企業工作過多年，而後又在摩托羅拉做了7年的管理工作，可能是這樣的經歷養成了他儒雅、沉穩和謙和的性格，這與幾年前網路界那些CEO們張揚、衝動的個性十分的不同。
在摩托羅拉，陸偉結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為他後來的事業發展打下良好的人脈關係。
陸現在團隊中的骨幹成員大都來自摩托羅拉，公司200多員工中，來自摩托羅拉的佔了1/3。
從事手機研發的人都知道，國外手機生產廠家在中國本土設立研發中心並用本土人才進行研發的只有摩托羅拉一家。
「手機研發難度最大的是射頻這一部分，它負責手機信號的發射和接收。在摩托羅拉中國本土的研發人員中，能夠獨立承擔這部分工作的研究人員只有三個，現在最好的兩個都在我們公司。」
這樣一些技高一籌的人聚集在一起難免想折騰點事情出來。2001年，他們看到了這樣一個生機勃勃的市場：一方面中國已成為手機用戶最多的國家，手機用戶已突破2億，並以每年5000萬至6000萬的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國產手機品牌的市場份額在持續增加，2001年底已超過20%。
很顯然，國內手機生產廠家在同國外品牌抗衡的過程中，無論是從產品設計的風格上更能體現客戶的需求還是從節約成本的角度考慮，都需要有中國本土的研發公司為他們設計產品，
在這種情況下，陸偉的國電未來公司呼之欲出。
有人對陸偉的國電未來公司做過這樣的評價：一個最佳的團隊，在最佳的時機選擇了最佳的市場。由於佔盡了天時、地利、人和，國電未來在成立後的第一年便開始盈利，並連續推出了九款產品，這在手機研發領域幾乎是從未有過的。
在中國本土的同行者中，幾乎沒有哪家公司能與國電未來的實力相比。今年底，國電未來的員工將超過320人，「我們的目標是要在未來幾年裡，把國電未來做成國內最大，國際上領先的手機研發公司。」
在公司呈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之時，陸偉依然保持著低調、務實的風格，他的學識、能力及經驗又使他在應付企業快速發展之時能夠游刃有餘。從他的身上我們多少可以看出，在經歷了上一輪的創業浪潮中的浮誇、狂躁之後，京城商界新一批的知識精英們開始趨於理性和成熟。
「北京的錢太好賺了」，
譚軍波如是說廣東人素來就有北伐的傳統。從康有為、孫中山到梁啟超。改革開放20多年中，廣東人北上的步伐從未停滯過。先是餐飲，後是家電，再後來是房地產業的大鱷們。譚軍波們是廣東媒介北伐的先鋒，他們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蹟。
2000年11月，負責籌建《京華時報》、現為《京華時報》社社長的吳天明，正在為新報紙四處物色人選。在一本記述中國新聞變革十年歷史的紀實性書中，吳天明知道了譚軍波的故事。譚軍波時任南方報刊發行總公司副總經理，曾是《南方週末》記者、編委和《南方都市報》副總編。
吳天明認定譚軍波是即將面世的《京華時報》負責發行的最合適人選，於是，他給譚打了電話。
吳的這一決定成就了後來的《京華時報》。
記者出身的譚軍波是南方日報集團的筆桿子之一。1996年10月，他被任命為《南方都市報》副總編，負責專刊部的工作。那一時期，他並未想過有朝一日自己會涉足於報業發行。
接到吳天明的電話後，譚饒有興趣。他來了一趟北京，對報紙的體制和人員構成有了初步的瞭解。
「當時就感覺很有挑戰性」譚軍波說。「《京華時報》開了報業很多之先河，譬如高層總編副總編的年薪制，譬如它和投資方的合作是經中宣部批准的。」
譚很欣賞這種全新的體制。在對北京的報業市場做過一番調查和分析後，他又多了幾分穩操勝券的信心。
「北京報業的競爭水平和辦報質量比廣州要落後5年以上，如果我能把南方的一些新的東西搬過來可能會成功。」
譚於是辭去了已經做得不錯的《南方都市報》發行公司總經理的職務，帶著18個願意和他一起闖天下的年輕人來到北京。這18個人中，有的過去做過發行，有的則是小打小鬧的生意人。
和譚軍波一起來北京的還有時任廣州《信息時報》總編輯、現為《京華時報》總編輯的朱德付。朱在《南方週末》做記者時，曾與譚合寫過很多文章，後又一起被提為報社的編委。在解釋當初為何一定要拉朱德付加盟時，譚軍波說，「我是賣產品，所以一定要對做新產品的人放心，如果報紙的內葑齙貌緩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