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有一天，當我們進入另一個社會，發現那裡的人們在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政治傳統、宗教信仰、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下同樣正常地生活的時候，我們會感到困惑和震驚。於是，我們對自己社會中的一切所保持著的簡單而堅定的信念便開始滲入一絲懷疑。
這也許是許多中國留學生到美國後的最深刻也是最複雜的感受之一。
一個讀電子工程學的29歲的研究生說，他出國半年後，突然對自己在國內時常常要向領導「匯報思想」－－對此，他以前覺得很正常－－覺得不可思議起來了：「我的思想幹嗎要向他們匯報呢？」
另一個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習的33歲的博士生說，初學美國政治學，聽教授講美國的建國理想就是建立一個「弱政府」以保證政府無法控制個人時，他大惑不解。他在中國聽慣了「大力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說法，而且，自己也向來認為政府是應該加強，不然，如何管理人民呢？
我們的思維不自覺地被自己的社會存在所侷限，併進一步被自己的文化傳統所侷限。就像人類的思維無法擺脫人類自身存在的侷限一樣，我們也很難真正超越這種社會和文化的侷限。我們很容易自然而然地認為，自己社會所代表的一切，無論好壞，都是正常的，並毫無懷疑地予以接受。
因此，只有當我們走出自己的社會，見到另一個不同的社會時，我們才有可能領悟到自己意識的侷限。
但是，對一個人或民族來說，真正可怕的還不是這種意識的侷限，而是在這種侷限中形成的一種絕對思維模式。我們不自覺地以自己社會的一切作為是非標準來判斷其它社會的一切。有時，我們能走出國門，卻走不出這種絕對思維模式。
不少走出國門的中國人在外面看到的只是一些「西洋景」。國外的東西，有時儘管新鮮、有趣，但只要不符合中國人的傳統，便自然屬於古怪和異常一類。這種態度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國人自古以來的視異族為「蠻」、「夷」，呼外國人為「鬼子」的「中央大國」的心態。
當然，這種絕對思維模式也可以逆向呈現。1978年後，當在幾十年隔絕後重新打開國門時，中國人被外面的世界驚呆了。於是，不少人的思想立即趨向另一個極端：西方的一切都是合理的、科學的，而中國的一切都是醜陋的、病態的。
一百多年來，中國人對外來文化的態度不外乎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傳統中庸之道和「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現代辯證方法。細究起來，這不過是基於同一種思維模式上的兩種不同的判斷和取捨方式。「為體」的「中學」，不但是決定「西學」有用無用的基礎，而且顯然也是區分「精華」與「糟粕」的標準。
美國人在這方面有著幾乎同樣的問題。一百多年和平發展所造就的強大的經濟力量、先進的科學技術、逐漸完善的民主體制和日漸流行的大眾文化，使美國人過於自以為是，以為美國的社會模式是各國都應仿效的「樣板」，美式的價值觀念更是衡量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絕對標準，而很少意識到美國只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一個例子，並很可能是一個頗具特殊性的例子。這種偏見的傾向在美國「自由」的學術著作中和「客觀」的新聞報導中隨處可見。美國人需要像中國人在「文革」後那樣深刻地反思一下。當年越戰的失敗，曾給美國人一次小小的反思機會，可惜，那次反思進行得顯然不夠深刻。
基於這種絕對思維模式，人們往往會形成一種僵硬的「對錯」意識。人們幾乎是先驗地從自己的社會生存方式中獲得「正常」的觀念，並不自覺地以其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而就在把自己放在「正常」位置上的同時，他們便將別人放在「異常」的位置上。於是，「天經地義」的東西變成了「唯一正確」的事情了。
在一次野餐時，我和一位美國人類學教授談起這個問題。我問他，在美國歷史上，有沒有一個時期，人們具有絕對的」對錯」意識。他先是不假思索地說：「沒有。」想了想後，說：「有。在清教徒時期。」過了一會兒，又說：「現在也有。」
實際上，正是人類學研究使人們注意到人類社會生存方式的多樣性，從而幫助人們逐漸擺脫了過去狹窄的「對錯」意識。
在人類思想文化傳統中，「對錯」意識，是最根深蒂固的東西。幾千年來，它使我們的生活中充滿了「衛道」的狂熱和迫害「異端」的殘酷。即使在今天，無論在任何口號－－「自由」、「平等」或「革命」、「民主」－－掩護下，它都最終會導致思想的禁錮、文化的封閉和政治的專制。
而在中國社會，這種「對錯」意識則主要還體現在對「統一思想」的認同。「思想」的「統一」總是以對某種「思想」的絕對正確性的承認為前提的，這種對「統一思想」的認同，對中國人來說，幾乎成為一種潛意識。一個美國政治學教授曾在中國做過一個調查，發現大多數中國人都說相信民主，但同時又都贊同「思想統一」。幾乎沒有人意識到這中間的內在矛盾。
當這種基於「對」和「錯」觀念的辨別而「統一」了的「思想」進一步變成信仰、主義或是「明天的理想」－－某種要求人類為之作出巨大犧牲才能實現的抽象原則時，人類社會便會進入悲劇時期。歷史上，人類被推向災難的邊緣，常常不是因為某些人有意要將大家引向地獄，而是因為一些人堅信只有他們才知道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
我留學美國的感受，很有點像1979年我第一次讀到「朦朧詩」時的感受。當時我想：「噢，詩還可以這麼寫！」到了美國後，我的感受是：「噢』人也可以這麼活著！」這裡，我並不是在討論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之爭，也不是在比較東西方文明的優劣。爭論何方的月亮更圓，如同小兒辯日遠近，智者也是說不清的。我講的是更為基本的東西－－人的生存方式和思維方式。
正像英國哲學家穆勒（John Mill）在《論自由》一書中曾經說過的那樣：「認為人類的生存應當建立在某種或某些方式上是沒有道理的。如果一個人具有相當多的常識和經驗，他那能顯示自我存在的方式就是最好的，不是因為就其方式本身來說是最好的，而是因為那是他自己的方式。」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國留學生具有和我相近的感受，但我相信，那幾十萬足跡遍佈全世界7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國留學生，從各自不同經歷中學到和帶回中國的許許多多東西中，將包括一種基於對人類社會多樣性的認識而產生出的更為寬容的社會生存意識。
（節選自《留學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