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種黨國體制現實面前，居然還有那麼多人把「黨主立憲」作為政治改革來加以炒作！
「黨主制憲修憲」的傳統，在中共掌權五十多年的歷史上一以貫之。1954年制定第一部憲法，劉少奇就把制憲的宗旨確定為：把中共和毛主席領導下做過的許多事情都寫上。因為，黨國體制就是縱容黨魁無法無天的制度。毛澤東，這位絕對極權者，他「口銜天憲」，金口玉牙，「句句是真理」，他本身的言行就是最高法律，他所做出的所有決策和所發動的一系列運動，完全是無法無天，是權力意志的肆意濫用。一般情況下，毛澤東決不會想到還有一部《憲法》，但在黨內權爭的某些時刻，他基於鬥爭權謀的計算，會突然搬出憲法條款，讓對手猝不及防。
眾所周知，劉少奇借吹捧毛澤東而扶搖直上，力壓老資格的周恩來而成為中共的二把手。但他萬萬沒有想到，後來他成為毛澤東要清除的頭號政敵。毛澤東為了清除其主觀認定的政敵劉少奇，極為罕見地兩次用憲法壓人。
一次，在1964年底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上，因在「四清」問題的分歧，劉少奇當眾頂撞了毛澤東。第二天，毛澤東出席會議時，一手拿《黨章》，一手拿《憲法》，上來就質問劉少奇和鄧小平：你們兩個人，一個不叫我開會，一個不叫我講話，為什麼剝奪《黨章》、《憲法》給我的權利？於是，劉少奇和鄧小平不得不向毛澤東賠罪，在政治局生活會上作檢討。
另一次，1966年年底，中共高層就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總司」出現分歧，陶鑄和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主張「工總司」為非法組織，應予以取締，甚至不惜鎮壓。而中央文革成員張春橋和陳伯達則全力支持「工總司」。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質問陳伯達：一個中央文革的成員，居然越過中央政治局和上海市委，簽署支持擅自成立的群眾組織的五條，還要不要國法？最後，此官司的決斷權只能上訴到毛澤東那裡。
實質上，支持「工總司」幕後導演就是毛澤東，但他出面表示支持態度時，居然針對陳丕顯關於「要不要國法」的質問，援引憲法中「結社自由」的條款，肯定了支持「工總司」的張春橋和陳伯達，而批評了反對「工總司」的陶鑄和陳丕顯。之後的1967年，作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遭遇屍骨無存的悲慘下場。
當憲法成為獨裁者手中的玩物之時，也就是憲法成為踐踏人權的工具之時。
（轉載自《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