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聯邦地方法院已正式受理此案，向遼寧省政府發出民事案傳票，並根據海牙國際公約有關規定，以UPS特快專遞掛號方式寄往中國北京司法部，轉送遼寧政府。
對於仰融案件未來可能的發展情況，中國著名國際法學者盧松教授認為，這起跨國訴訟過程至少要持續一兩年，遼寧省政府幾乎無法擺脫美國聯邦法院的管轄權，為了維護中方利益，中國政府必須應訴。
美法院寄送傳票
據香港商報披露，美國聯邦法院於北京時間8月8日正式立案受理「仰融案」，指遼寧政府以非法手段侵佔屬於仰融的華晨中國汽車控股公司的授權，該案以當時的市值計算約為8.3億美元，起訴方另外要求3億美元的賠償。
聯邦地方法院哥倫比亞特區分庭於北京時間8月22日就仰融、仰融夫人及香港華博財務有限公司起訴遼寧政府非法侵佔財產權一案，正式向遼寧省政府發出「民事訴訟傳票」，被起訴方是遼寧省政府薄熙來省長或其他授權政府官員。
傳票要求被告方須於傳票送達60日內，向原告律師針對該傳票作出答辯，如被訴方未按時送達簽辯，法院將缺席判決被訴方敗訴，並作判決作出訴狀要求的賠償。
中國應勇敢應訴
仰融在美國華盛頓聯邦法院以個人名義起訴遼寧省政府，此案在當地時間8月7日一經受理便在海內外引起了巨大反響。香港《亞洲週刊》對此評論說，遼寧省政府陷於兩難：應訴則開了先例，不應訴則面臨缺席審判乃至海外財產被美國法院強制執行的後果。
那麼，這個據稱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地方政府首次成為外國法院被告的案件究竟會走向何方？就這個根本性的問題，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專訪了外交學院國際法研究所教授、中國國際法學會理事盧松。對於此案的訴訟程序，盧松教授的首先判斷是，中方幾乎無法擺脫美國聯邦法院的管轄權，而且中方應訴並不可怕，拒絕回應顯然不是上策。
這次「仰融案」的被告是中國省級政府，此案會讓人聯想起上世紀80年代的「湖廣債權案」，也有人認為兩個案例有相通之處。「湖廣債權案」以新中國中央政府為被告，原告是滿清政府債券的美國持有人。盧松教授說，當時中美兩國立場強烈矛盾，而且互不妥協，以致美國阿拉巴馬州法院缺席判決中國政府敗訴，後來中國政府委託美國律師到美國聯邦地區出庭，作為「特別應訴」主張國家主權的管轄權豁免。
但盧松教授指出，兩個案件早已不可同日而語，因為「湖廣債權案」的最後解決有賴於一個技術環節──1976年才頒行的美國《外國主權豁免法》對於以前的案情沒有溯及力，這是中美都認可的。雙方對立雖然始終沒有和解，但美國國務卿藉此對聯邦法院施壓，促使其撤消了判決。
但是，21世紀初發生的「仰融案」，爭議案情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盧松教授認為「湖廣債權案」的解決方式在當代已經沒有實際意義。他對記者說，遼寧省政府在「仰融案」中作為被告主張管轄豁免是不會被美國法院接受的。對於以他國政府為被告的訴訟，「國際法上的規定很少，除了歐盟以外，各國間沒有普遍參與和接受公約，而海牙私法會議近年正致力於起草這樣的公約，但畢竟還沒有成型」。因此盧松教授說，各國法院實際上完全有權對它們認為必要的民商事訴訟行使管轄。
基於一國司法權，對於外國主權豁免的爭執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沒有停止過。可是主張絕對豁免的聲音越來越不合時宜了。盧松教授認為，自1976年美國頒行《外國主權豁免法》後，大批國家紛紛仿效，主張有限豁免的勢力越來越強。據此，一國政府從事的商業行為便不享有豁免權。「其實中國政府對此也持靈活態度，爭取使國際訴訟便於維護國家利益。」
所以，遼寧省政府若要求「特別應訴」而不被視為放棄豁免權，美國法官不可能接受，他們要依國內聯邦法律行事。但堅決不應訴也並非是解決問題的上策。
盧松教授主張，中方「必須要應訴，不應訴的結果肯定不利」。不應訴意味著中美雙方在司法途徑上的根本對立，其結果並不是建設性的。雖然美國聯邦法官受「先例應當遵循」的判例法原則支配，決意受理此案，但中方在訴訟程序上「仍有文章可做」。雖然無法看到具體的法律文件，不便發表有關案件實體的看法，但盧松教授說，諸如「產權問題涉及國有資產和中央部門，遼寧地方政府是否適合作為本案被告」以及「審理上的不方便法院原則」等都可以作為異議的理由。
可是中方應訴面臨的困難不容小覷，盧松教授指出，美國法院「證據發掘」制度可能令法官列出一系列中方有關主管人員的名單，讓他們遠赴美國出庭作證，而且漫長的訴訟過程至少要持續一兩年。
最後盧松教授說，假如中方敗訴還不一定就會全輸。管轄豁免的放棄，不等於強制執行豁免的放棄，何況對於可執行財產的範圍會引發技術性問題：被執行的是「新華晨」的財產，還是遼寧省政府甚或中國政府財產？而且，很多案件在執行階段還是可以達成和解的。總之「應訴不是什麼可怕的事情」，此類事件未來還會發生，中國政府和法律界應當不斷學習訴訟技巧，依國際通行慣例解決類似難題。
(多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