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意商教授的觀點。在此前的幾篇公開發表的文章中，我已經說到類似的觀點。只是，我沒有直呼江澤民的大名。我注意到有幾個學者也是這樣看問題的。例如吳國光就指出共產黨能做的改革已經終結；何清漣女士幾年前也指出：單純的經濟改革已經走到盡頭；等等。
為什麼說中國和平轉型的時機已經被中共耗盡了呢？
極權國家和平轉向民主國家的根本條件有兩條：一是社會基本矛盾沒有達到不可和解的程度；二是追求民主的民間力量能夠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主張，而權力集團擁有控制社會出現大動亂的能力。從民主牆到1989年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民間進步力量，已經形成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新傳統，即使已經吃盡苦頭、受盡冤屈的人們，也還是由這一傳統主導的。1989年之後，民間進步力量仍然為了這一傳統在受苦受難。即使丁子霖夫婦和張先玲等「6．4」遇難者家屬為主體的「天安門母親運動」，也都是一直要求官方立案調查、依法審判罪犯和對遇難者實行人道補償。遺憾的是，共產黨不喜歡和平、理性，而是自恃暴力資源在手，根本沒有起碼的悲憫人性、根本不理睬民間的呼聲，依然對對民間道義力量採取肆無忌憚的打壓政策。
應當說，直到現在，共產黨依然擁有維持社會基本秩序的能力。尤其是1998年朱鎔基接任總理，他的人格魅力使得普通老百姓都重新產生了一點希望，甚至對新一屆政府有了一點模模糊糊的親和感。這真是進行政治改革的大好時機。但是，不久，人們便失望了。
於是，中國進入多難時期了！普通民眾的日子將越來越難過，腐敗將越來越氾濫，中國社會的基本品質將越來越惡劣，共產黨與老百姓之間的矛盾將越來越尖銳、緊張。其實，很多工人、農民也都有我這樣的估計，用不著那些真真假假的國情專家去做什麼研究報告，只要走到任何一個社會角落，都能強烈感受到的。幾年過去，農民生活的每況愈下不說了，城市貧困群體日益擴大，隨著要錢不要臉的高校招生大躍進和高校中上層權力主導的工資懸殊化（大學校長不管能力如何年薪多超過了總理），可以說，90年中期教師因經濟改善所出現的政治冷漠已經出現扭轉，而大學生也因為大面積就業危機，越來越多地開始思考自由與就業的多維關聯。一句話，共產黨越來越失去基本民心了！
現在可以看得越來越清楚：在原來極左時代的群眾路線被拋棄之後，既然民主被頑固拒絕了，共產黨就明確將統治基礎放在了官僚集團、軍隊與專政工具、以及為富不仁的富人階級上面了。為什麼大到基本國策的落實，小到單位、社區常見之弊端的革除，都不能找到有效辦法呢？就是因為共產黨的政權品質已經嚴重「極右」，主要表現在意識形態宣傳上的極左政治遺產，從實質上講不是在幫助鞏固共產黨政權，而是在更加削弱它的群眾基礎。因為，人們已經連揭露政治宣傳純屬謊言的興趣都沒有了，這難道不是厭惡到極點的表現嗎？
包括商教授在內的很多論者，都在使用同一個比喻：人們越來越有了鋌而走險的衝動──「中國坐在了隨時會爆發的火山口上！」
是的，既然江澤民作了13年的「第三代核心」，總結政治改革的時機被耗盡的責任，當然首先在他！商教授對記者說：「江澤民深度保守，把穩定看得高於一切。」江澤民必須對政治改革機遇的最後錯失
負主要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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