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將起源於馬吊，興盛於明朝的一種紙牌，只有四十張牌的馬吊吸引了士大夫沒日沒夜的玩樂，所以，吳梅村作緩寇紀略說，明之亡是亡於馬吊。四十張牌的馬吊紙牌先是在清朝變成五張的麻雀紙牌，清朝末期才變為四張的麻將牌，136張牌子，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大興打「賴字」，四個紅中開槓，槓花算翻；進入二十一世紀，又花樣百出的大興八個賴子、七個賴子，一時間風靡南北。花樣愈來愈多，賭錢的碼子愈來愈大。以前躲躲閃閃、羞羞達達只能藏在室內玩的麻將已堂而皇之的走進了餐廳、商店、甚至是會議室，各種名目的茶社、麻將館、娛樂城到大街小巷的門店，到處都聞清脆的麻將聲，以前被官方圍攻堵截的麻將，已成為維持家庭和睦、單位團結、社會穩定的良方妙藥。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玩麻將賭博成為一大禁令，公安徹夜不眠的抓賭，只要一抓到，就三千五千的罰款，公安部門因此發了大財，由此，下崗工人找廠長論理的多了，堵塞交通要道、堵塞政府大門爭個人權利的人多了，到了九十年代末，麻將管制放鬆了，下崗工人愈來愈多了，反而堵塞交通、政府大門的人少了，「聚眾鬧事」的也人少了，雖然《社會治安管理條例》沒有明令將麻將賭博取消，但公安很少涉足打麻將的場所。官方以曖昧的態度對待麻將。
在官場上，首先是「只輸不贏」的麻將，也稱「曲線行賄」的麻將，現在行賄受賄太過直接，當今的「士大夫」有的是不肯要的，麻將是拉攏感情、大行賄賂的最好方式，玩的都是大碼子，行賄的人想方設法、千方百計的送子給對方吃，打牌給對方胡，那些「士大夫」，得的也心安，受的也理得，行賄的人錢也送出去了，感情也交流了，皆大歡喜；「士大夫」與「士大夫」之間有了什麼矛盾，第三者出面協調，麻將桌子上一坐，在刺激的氣氛中緩和了關係，在談笑中化解了分歧，各種意見就慢慢消除了；有的「士大夫」以打發日子為目的，車子一開，以檢查工作之名到管轄地帶，吃喝之餘坐半天麻將，下級哪敢贏上級的錢？只有保持著自己不胡牌，揣摩著上級要吃什么子，胡什麼牌。在官場上，「士大夫」們談論的最多的除了權力的爭鬥和女人外，最主要的是麻將，因此，民間流傳的「玩女人二個三個不累，打麻將三天四天不睡」是最貼切的寫照。
「士大夫」大玩，那些普通幹部職工自然在小玩了，常常是「上班時間簽個到，哥們相約茶館泡。」工作能推就推，能躲就躲，有才能的人和沒有才能的人，麻將桌上一決高低；不求上進，但求無過，麻將桌上混日子，沒提拔重用也好，沒得到公正待遇也好，統統拋到了九霄雲外，往往是幾天後還在津津樂道麻將桌上的戰績。
「有工作」的人玩，農民和工人也在玩，鋪天蓋地的下崗工人更是成天泡在麻將桌了。下崗工人是中國社會穩定的一大隱患，缺衣少食的工人到處找不到事做，拖兒帶女的又不能遠離，電視上不是廣告就是古代帝王將相的倫理故事，要不就是現代正面題材的傳記，天天看了心煩，又沒有別的娛樂，文化資源普遍匱乏，只有玩麻將打發時間，雖然是小碼子，道也「其樂無窮」。在內地，從農村到城鎮，從機關到街頭巷尾，到處是擺開的茶社，到處是清脆的麻將聲。有的官員公開說：「麻將是摧化劑、是催眠曲，是維護一方穩定的良方妙藥。」所以，麻將的開發日興月盛，花樣越來越多，越來越刺激。愚民思想和愚民政策，培養內地城鄉國民固有的聽天由命，逆來順受。
不難否認，麻將成了維持社會和諧穩定的核心支柱，在麻將的氛圍中，國民的個性精神和正義元素消磨殆盡，從一擲千金的豪賭，到打發時間的小賭，一些人賭的昏天黑地，麻木不仁，把精力和光陰葬送在136張牌上，有的人沒有錢，就藉著錢賭，張三欠李四，李四欠王五，只要有了麻將，一切事情都與自己不相干了，麻將衍成內地從城市到農村一個百病叢生的畸形社會，一些人在麻將的賭桌上傾家當產、父子成仇、夫妻離異，家破人亡，社會道德體系日益失效，伴隨著貧窮與落後，醬化成國民一種「認命」的扭曲心態；麻將使人與人之間變的不仁不義，冷漠無情，加上政治的作孽和法制的滯後，從官場到民間，人們的價值觀念、道德觀念愈來愈混沌；金錢的輸贏、精力的消磨，使人性對社會的不平等、制度的不公，則普遍的麻木和冷漠。可以說，麻將是現階段惡化整個社會肌體的病源體。
早在一百年前，麻將就被一些革新人士稱為「四害」，與此相輔相成的還有鴉片、八股和小腳，胡適先生曾說：「我們走遍世界，可曾看見那一個長進的民族，文明的國家，肯這樣荒時廢業的嗎？……只有咱們這種不長進的民族以『閑』為幸福，以『消閒』為急務，男人以打麻將為消閒，女人以打麻將為家常！」今天，麻將雖然維持了內地人們忍氣吞聲的穩定，隨著經濟的下滑，眾多的下崗工人生活日益沒有保障，麻將能永久地維持這種畸形的穩定嗎？
（作者郵箱： [email protected]）
－－原載《新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