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五十萬人上街遊行後，當地經濟有了明顯好轉，這倒不是香港的基本因素在改變，而是因為北京接二連三地發放了"政治救濟"。但這並不表示，香港從此走出經濟困境。
香港經濟近月所呈現的生機，主要是由如下措施帶動：一是中國政府開放廣東、上海及北京三地居民自游港澳，使更多的國內人到港消費購物；二是CEPA（中港間類似自由貿易區的安排）簽署，港人憧景不久將來港貨免稅進入內地及服務業北上；三是北京壓抑廣東，讓香港日後在大珠三角經濟圈內發揮龍頭作用，其中一項具體措施便是落實港澳珠大橋的興建。
北京對香港發放的"政治救濟"，"自由行"的影響立竿見影，消費行業即時受惠，其餘兩項暫時只是信心層面的鼓舞，但已刺激股市及地產價格顯著回升，尤其以股市最甚。
北京向香港輸血的用意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盡量沖淡香港在回歸後的悲情色彩。香港過去百多年在英國人管治下，一直欣欣向榮，卻偏偏在九七後出現了從未有過的衰敗徵兆，使香港抹上濃重的宿命與悲情色彩。
香港就像是有兩個父親的孩子，由養父養得肥肥白白後，再送回生父家，但旋即面黃肌瘦，儘管這同生父未必有什麼關係，但鄰居不免指指點點，議論紛紛，在這種情形下，生父為了孩子回覆昔日的神采，只好使盡渾身解數，對兒子更是有求必應。北京便是這樣的一個生父。六年來，儘管他一再罔顧香港人的民主訴求，但是在經濟層面，卻沒有什麼可以挑剔的。而且為了維護董建華搖搖欲墜的管治，近期更出臺了上述一系列救助香港的措施。
自香港主權移交以來，經濟問題頻出
失去「方向感」
問題是北京雖然也為香港焦急，但卻因為自身的侷限，並無能力為香港能到一條正確的出路，開放國內居民來港的確使當地消費行業直接得益，而且得益的時間可能長達十年以上，但那只不過是"止痛膏"而矣，旅遊不可能也不應該成為香港的支柱產業；CEPA的安排，香港得益的時間是短暫的，根據世貿協議，其它的外商在兩、三年後亦享有同樣的待遇，因此亦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香港的經濟命運。但是香港人目前卻對這兩樣東西最為熱衷，視為救命稻草，弄不好它會淪為香港經濟的止痛鴉片。香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後呈現衰敗趨勢的根本原因是：香港人並不明白這個城市和身邊巨大的中國發生了什麼事，最明顯的例子是，絕大部分人均以為"九七"是香港歷史的轉捩點，但其實香港的歷史並未在一九九七年真正地轉變，而是在中國入世及中共向"全民黨"方向演變的大趨勢下被動地轉彎了。香港人並未意識到這一點，因此也就談不上找到自己新的歷史定位。
由於地理上的因素，香港一直是中國的衛星球體，但在九十年代之前，中國這個巨大的主體可以理解成是不轉動或是在香港的牽引下緩慢地轉動的；但是近十年它逐漸自行轉動，所產生的巨大牽引力改變了香港原來的運行軌跡，香港未意識到這一變化，因此也就失去了方向感。舊有的優勢日漸喪失後，新的優勢尚不知如何建立起來。
其實在北京對香港的三大措施中，真正能使香港有望再度輝煌的是確立它日後在大珠三角經濟區的龍頭地位，這使香港未來有更多機會摘取區內產業鏈中附加值最高的部分，這是一筆足以養活七百多萬人的新財富。過去幾年，作為珠三角中心城市的廣州一直在規劃部分地取代香港的國際性功能，例如興建了世界數一數二的新機場、會議展覽中心以及規劃將南沙發展為超級大港等，但隨著廣東省省長表態繼續與香港保持前店後廠的格局，華南經濟區的龍頭之爭已塵埃落定。只是香港人目前仍未做好準備，除了港澳珠大橋港府有專責小組統籌外，目前尚看不到政府和商界在如何做好華南龍頭這一重大戰略上，有全盤規劃或新思維。反而一些將削弱這一地位的措施正在陸續出臺，例如開徵海陸離境稅及調高機場稅等。這亦說明，香港距真正脫離困境可能仍有一個漫長的階段，因為香港人仍未明白如何邁出正確的第一步，香港缺乏具有政治洞察力及戰略眼光的高端人材，已成為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再發展的致命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