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權力」與「資本」本是兩個不同的東西，一個屬於政治範疇，一個屬於經濟範疇，因而各自有其職，各自有其道，所以，應該是各行其道、各司其職，若是這樣，社會就會健康地、穩定地、理性地發展。
但是，很顯然這是文人的一種過於理想主義的烏托邦，是書生坐在象牙塔裡的想當然。
實際上，自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們的社會內總有一股強大的、看不見的力量，總有一種無形的、難以抗拒的勢力讓「戴著紅頂的權力者」與「有資本的商人」之間的關係發生畸變，讓它們的「職」和「道」發生混亂，所以從本質上講，中國腐敗現象之所以會發展、氾濫到亡黨、亡國、亡社會主義的程度，就是「權力」與「資本」之間關係畸變、混亂之結果。
這股強大的、看不見的力量和這種無形的、難以抗拒的勢力怎樣讓「權力」與「資本」發生畸變、混亂呢？大致有以下三種：第一種是讓「權力」與「資本」進行「亂交」，就是人們常說的進行「權錢交易」，從腐敗的角度來說，「權力」是受賄方，「商人」是行賄方，還是各施其「職」，然而行的卻違反黨紀國法的「道」，因為是無法無天，我就稱其為「亂交」；第二種是「紅頂商人化」，也就是我所說的「權力資本化」，當官的嫌腐敗的速度太慢，還要經過「商人」一方才能發家致富，就既當官又當商人，省去了「權錢交易」的中間環節，一般來說，這種「官商一體」發達的地方，其腐敗發展、氾濫的程度總要比其它地方厲害得多；第三種是「商人紅頂化」，即「資本權力化」，將「資本家」或「商人」直接請到權力機構中來，讓他們擔任具有實權的「副職」，這種形式正在「試點」（可不是「中央行為」），譬如吉林省、江蘇省無錫市、湖北省武漢市，譬如最近被媒體大肆宣揚的、上海徐匯區政府的三位 「1美元政府官員」 （一位是億唐信息技術服務有限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一位擔任軟銀中國創業投資公司副總裁，一位擔任斯密卡投資諮詢（上海）公司總裁）……
這股強大的、看不見的力量和這種無形的、難以抗拒的勢力究竟是想幹什麼？一句話，他們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拚命想「突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制止黨政機關和黨政幹部經商、辦企業的規定》的關於「黨政機關，包括各級黨委機關和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以及隸屬這些機關編製序列的事業單位，一律不准經商、辦企業」的明確規定。
不管這股強大的、看不見的力量和這種無形的、難以抗拒的勢力說得多麼好聽，「權力」與「資本」之間的「亂交」、「紅頂商人化」（「權力資本化」）和「商人紅頂化」（「資本權力化」）上述「三種形式」的本質就是四個字：「官商不分」。
不管這股強大的、看不見的力量和這種無形的、難以抗拒的勢力請了多大的理論家來「論證」所謂的「紅頂商人化」（「權力資本化」）和「商人紅頂化」（「資本權力化」）是多麼地具有「前衛意義」，也不管有的人將試圖「突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制止黨政機關和黨政幹部經商、辦企業的規定》的這種做法的社會動機說得多麼美好、善良，然而它已經出現的後果、正在出現的後果以及將會出現的後果必然是：「權力將會成有錢人的俱樂部」。於是，就會發生以下社會已經發生的現象：國有的、公有的財富迅速向有權人和有錢人方轉移，腐敗將會以更加隱蔽的方式迅速蔓延、氾濫，社會財富分配將會更加嚴重不公，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最近已超過國際警戒線），普通公民的「相對貧困化」、弱勢群體的「絕對貧困化」，城市失業率遞增、無地農民劇增，一大批「暴富群體」將會更多地湧現於社會之中，當中國社會加強了對腐敗打擊的力度之後迅速出現的資本外流、貪官外逃……總之，可以這麼說，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社會問題的產生、發展，有相當多的是與「權力」與「資本」之間關係的畸變、混亂聯繫在一起的。甚至我還可以這麼說，當今中國社會存在最大不穩定因素的罪魁禍首，就是這個「權力」與「資本」之間關係的畸變、混亂。
反腐敗怎樣反起？我想，就得從「權力」與「資本」之間的「亂交」反起，就得從「紅頂商人化」（「權力資本化」）反起，就得從「商人紅頂化」（「資本權力化」）反起，這三個方面反得好了，腐敗也就會得到較好的治理了。
結束之際想提以下兩個問題。
第一問題是，「先進文化」是「三個代表」中重要組成部分，那麼「官商不分」的「紅頂商人化」與「商人紅頂化」究竟是屬於什麼性質的文化？難道它還屬於先進文化的範疇？
第二問題是，現在，我們地方的「父母官」不是天天在那兒嚷著要與「中央保持一致」嗎？為什麼在「官商不能結合」這個根本性的問題上不僅不能保持一致，反而總是處心積慮地想「突破」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