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７日晚，廣西賓陽收費站，當地民警截獲一輛由廣西玉林開往安徽亳州的臥鋪客車，因此揭開了一個數十人共同作案的販嬰網路。近年來，該網路共販賣女嬰１１７名，男嬰１名。
日前，玉林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涉案的５２人進行了開庭審理。知情人士透露，另有十幾名涉案人員將擇日審理或另案審理，此外，還有數名涉案人員在逃。
玉林市檢察院一位工作人員介紹，拐賣婦女的現像在廣西某些貧困地區由來已久，因為窮，不少男人只能購買婦女做老婆。「但是販賣嬰兒現象還是最近幾年的事情，此前，檢察院處理這樣的案件不多」。
廣西法律界一位資深人士稱，該案的發生及販嬰網路的長期存在，暴露了農村基層組織在執行國家計生政策時的種種弊端。
謝德明的販嬰網路
醫護人員和接生員的加入，使獲得嬰兒變得非常容易
「這個案件引起了中央的重視，胡錦濤總書記親自對此案作了批示。」玉林市一位政府官員說。
據透露，開庭首日，廣西自治區高級人民檢察院和高級人民法院的領導親臨現場。開庭現場成立了臨時指揮部，負責協調各項事務。玉林市委書記高雄親任指揮部組長。
由於該案涉案人員多，旁聽者眾，玉林市中級人民法院沒有足夠大的場地，因此，借用玉林市委黨校的小禮堂作為臨時的法庭。所有旁聽者必須憑身份證領取旁聽證，而且不能攜帶攝影、攝像、錄音設備和紙筆等等。
一切都顯示著這場公審的不同尋常。而謝德明就是該案最重要的主犯，據稱，謝曾在看守所自殺，未遂。
今年５８歲的謝德明，玉林市福綿管理區福綿鎮福綿村人，小學文化，一個典型的中國農村婦女。從玉林市檢察院的起訴書看，謝是從３年前開始編織她的販嬰網路的。
２０００年，謝先後找到福綿鎮上地村的卜桂英和福綿管理區成均鎮嶺肚村的黎永蘭，聯繫收買嬰兒。在謝的網路中，其家人鄧聚賢、鄧小球、鄧安球、鄧媛球、李秋、許業光等人則負責具體的交易。
最初，謝所編織的「供貨」網路僅在玉林市，２００２年底，發展到欽州。是年，謝德明和鄧聚賢竄到欽州市與居民杜秀珍、黃國娟取得聯繫，向她們收買嬰兒。而黃、杜二人，很快成為謝的最主要的「供貨源」，自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到２００３年３月，不到一年的時間裏，黃、杜二人將通過收買或以收養為名騙來的１０名嬰兒，先後分８次出售給謝。
「也許是因為欽州的『貨源』充足吧，所以謝到欽州發展了她的下一級。」玉林市公安局一位辦案人員說。但是在起訴書裡，並沒有介紹杜、黃二人所售的嬰兒的具體來源。而謝德明除了開闢下一級的人販子外，還說服了大量農村接生員、個體醫生和醫院婦產科醫護人員，作為謝最直接的「供貨源」，這也是嬰兒得以運轉的最初級的環節。
在謝的網路中，王惠新、卜桂英、何禮文等人都是農村的接生員，王惠英、吳進娣、陳敏蓮、黎活、李瓊、謝偉紅等人同是醫院婦產科醫生，黎永蘭為個體醫生，唐英是醫院清潔工。因為工作的便利，她們和產婦直接接觸。這為福綿醫院婦產科醫護人員集體販嬰活動提供了條件。２００１年初，李瓊、黎活分別擔任該院婦產科主任、護士長。其間，謝德明多次來到該科，說服醫護人員為她提供嬰兒。李瓊、黎活與婦產科其他醫護人員商定：無論是誰值班，發現產婦產下女嬰而不願撫養的，在產婦夫婦寫下「同意給人收養，不得要回」的字據後，就通知謝德明取走嬰兒，並向謝收取「紅包錢」，「紅包錢」統一跤給黎活管理，到月底再分發給科裡的醫護人員。該婦產科的第一次集體行動並不成功。２００２年８月１６日，產婦楊運玲在該院婦產科產下一女嬰，當時表示不願撫養，於是醫護人員陳敏蓮通知謝德明，謝德明安排李秋帶走嬰兒，並交給黎活２００元「紅包錢」。然而，幾天後，楊運玲的丈夫陳藝聲找到醫院，欲將嬰兒要回。但謝稱，嬰兒已經賣出，無法再要回。為了防止陳藝聲向有關部門舉報，李瓊遂發動婦產科十幾名醫護人員，每人出１４０元，湊夠２０００元賠給楊運玲、陳藝聲夫婦。從２００２年８月到２００３年６月，福綿醫院婦產科共出售嬰兒４名，得贓款１０００元。唐英是福綿醫院的清潔工，早在２００１年，謝就將唐英編入自己的販嬰網路裡。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到２００２年８月，唐英以托親戚收養為由，先後騙取３名女嬰，賣給謝德明。從時間上來看，唐英的賣嬰活動正好在該醫院婦產科開始集體販嬰時結束。李瓊的母親黎桂英也參與了販嬰。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到２００３年１月，黎桂英從福綿醫院抱走３名嬰兒賣給謝德明，共得款３３０元。記者近日來到福綿醫院婦產科，看到科室牆壁上掛著福綿區衛生局的五條禁令，都與販賣嬰兒有關。另據瞭解，由於李瓊、黎活、陳敏蓮、謝偉紅等人同時被捕，福綿醫院婦產科最近來了四五名實習生。
幾支人馬共織販嬰網
人販子之間有競爭，他們盡量減少中間環節，獲取最大利潤
從玉林市檢察院的起訴書看，販嬰的網路並不僅僅只有謝德明這一支。醫護人員王惠英、吳進娣，接生員王惠新、胡祖娟等人在為謝提供女嬰外，還同時是陳善才、辛麗芳夫婦的主要「貨源」，其中吳進娣僅在２００３年２月間，就將５名女嬰賣給陳、辛二人。
陳善才、辛麗芳都是福綿管理區成均鎮人。他們除了擁有上述「供貨源」外，還有另外的渠道。這個渠道仍以醫護人員和接生員為主。接生員李仁榮、李紹春、何惠興、盧祖貞、梁枝健，醫護人員何春、呂慶坤、田小坤及個體醫生黎芳等人都曾為陳、辛二人供應嬰兒。
從２００２年下半年到２００３年３月，陳、辛二人共收買、騙取女嬰３１名賣出，其中一名賣給了謝德明。另外３０名嬰兒，都賣給了蔡立平、李秋梅、趙洪亮、胡冬梅等人。辛、陳正是蔡、趙等人的上游「供貨渠道」。
據瞭解，蔡立平、李秋梅、胡冬梅同為湖北省監利縣人，趙洪亮為河南省永城市人。李秋梅與胡冬梅是同胞姐妹，胡與趙、蔡與李都是同居關係。蔡立平稱，他和李是在趙的引導下開始販嬰的。２００２年下半年，蔡、趙來到玉林市成均鎮，認識了陳善才，自此雙方開始合作。蔡立平、李秋梅等人並不滿足通過間接渠道買嬰，他們還發展接生員和醫護人員作為直接的「供貨源」，２００２年以來，蔡、李二人在興業縣石南鎮、福綿管理區福綿鎮發展了陳皎、謝偉紅、陳垂夏等醫護人員和接生員，從她們那裡直接購買了１０名女嬰。中間環節的減少，減少了販嬰成本。以謝德明為例，如果謝從杜秀珍和黃國娟處購買，每個嬰兒要６００元－７００元，而直接從接生員或醫護人員處購買嬰兒，每個嬰兒只需１００－２００元，最低者僅５０元。２００３年３月８日晚上，謝德明直接從產婦梁朝寧處抱走剛剛產下的女嬰，謝不僅沒有支付一分錢，還以嬰兒小不好養為由，向梁的丈夫黎成要了４０元錢。類似的事情還有，接生員卜桂英以撫養費為由，向產婦李春容的丈夫要了１００元，唐英以給嬰兒買奶粉為由，向產婦黎英的丈夫要了６０元錢。由於生意之爭，其他人販子舉報才得以破獲「３．１７」販嬰案，這一販嬰團夥及其網路終於浮出水面。
重男輕女是賣嬰根源
部分女嬰被送人，農村的傳統心理為人販子提供了「貨源」 一些嬰兒被父母送人，是販賣的前提。在廣西，農村重男輕女的觀念仍然嚴重，因此，將女嬰送人現象比較普遍。在謝德明、蔡立平等人近年販賣的１１７名女嬰絕大多數來自接生員和醫護人員。這些女嬰甫一呱呱墜地就被父母送人，這就為成規模地販買嬰兒留下了空間。
醫護人員或接生員在成為販嬰網路上的一個環節前，其近乎無償的介紹收養行為，被普遍認為是「做好事」。他們在為這些孩子找養父母時並不收取費用，有的僅收取幾十元甚至１０元的「紅包」。２００２年８月，興業縣村民陳敏在太平鎮南村衛生室產下一女嬰，決定送人，讓衛生室的負責人龐顯鳳聯繫人收養，於是龐找到梁兆勤，梁通知了謝德明。龐可能不會想到那個孩子會被賣出，成為謝德明賺錢的工具。
「他們並不是養不起孩子，而是根本就不喜歡女孩，況且為此還要承受沈重的計生罰款。」玉林市檢察院一位工作人員說，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人們的生活水平比現在差得多，但每個家庭生養五六個孩子十分普遍。黃彩英，玉林市福綿管理區成均鎮人。２００３年２月３日，黃在家中產下一女嬰，而黃已經有了一個女兒，剛滿四歲。渴望有個兒子的黃彩英和丈夫李勇並不想再養一個女兒。於是，接生員王惠新通知了謝德明，謝抱走嬰兒後，給了王惠新３００元錢。李勇說，在農村，按規定如果第一胎是男孩，就不能再生，否則罰款５０００元；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可以生第二胎，但必須是在四年之後，如果提前了，就要罰款３０００元；如果生了第三個孩子，就要罰款８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元。 「這是經過規範之後的罰款數，在此之前，計生部門往往借國家計生政策為名，亂收費，而且不給收據，罰款後，他們就私分了。」玉林市檢察院的一位幹部說。另外，粗暴執法在前些年表現突出。「見屋就拆，見牛就牽」，是農民對計生幹部執法手段的形象描述。
近年來，中國計生系統規範了超生罰款的規定。「於是，計生人員無利可圖，他們也就不再下鄉執法了。這也是農村偷生現象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廣西某大學法律系的老師說。對於李勇一家來說，幾千元的罰款已經是個不小的數字。李的女兒已經上幼兒園，一學期的學費是１４０元，每個月還要交３０塊錢的伙食費，除此之外還要自己帶米。李的哥哥和他們一起住，因為身體原因，至今未娶。李勇說，幾畝水田種植的水稻僅夠一家人吃。夫婦二人只能在農閑時出去打工補貼家用。
承受不了罰款，但又渴望有一個男孩，李勇夫婦只好選擇把第二個女兒送人。李勇說，他們村很少有人超生，一般是兩個孩子，而且大多是一男一女。為什麼全村人都如此一致地生下一男一女呢？李勇笑著回答：「我也不知道。」 李勇說，在農村，一個家庭還是需要男孩摹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