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演講活動是為了祝賀余華先生的兩本小說《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英譯書在蘭登書屋正式出版而舉行的。
余華先生今年8月攜妻兒來到美國做訪問學者。先在愛爾華訪問了兩個月，完成了一些寫作計畫。現在開始四處走走看看。他準備明年三月份結束訪問回國。
余華先生是11月2日來到新澤西州的，在新州他連著做了四場演講。
11 月8日，余華先生樸實的演講持續了約一個小時。他講了這兩本書的寫作和翻譯出版過程，以及《活著》一書改編為電影的過程。之後，回答了與會者十四個問題。從余華先生的演講和答問過程中，看得出來余華先生很隨和坦誠，而且頗有人情味和幽默機智。他的演講贏得了聽眾的一致好感。
據余華先生介紹，《活著》早在六年前就已經譯成英文。《許三觀賣血記》則是在96年翻譯完成。一直被很多出版社拒絕，這是因為許多出版社認為余華書中的人物只承擔家庭的責任而不承擔社會的責任。余華先生認為這大概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制度決定了的吧。他認為，90年代前，中國人作為個人，很難體現社會價值，所以，社會價值就轉化為家庭價值了。
他說，《活著》講的是人和生命的關係的故事。92年的一天清晨，一覺睡醒後，腦子裡出現了「活著」這個詞，很感動。就將這兩個字做了小說的題目。最初《活著》這本書是從一個農民的形象開始的。他以第一人稱寫，書中的語言很樸實，用的是農民的語言。因為書中的主人翁富貴沒有什麼文化，他定了書中的生字不得超過三千。但是，語言要準確而且豐富。他說在這本書之前他寫作的語言一直很華麗。年輕時喜歡寫得複雜，年長後就喜歡寫得簡潔。
余華先生說，寫長篇就和人生一樣，不能預料。並不知道會有那麼多人死。他是哭著寫完這本書的。寫了一段，才突然發現又有一個人死了。寫到富貴埋有慶於樹下時，他真是熱淚橫流。幾年前去德國，聽眾要求他朗誦他的書。翻譯讀德文，他朗誦中文，讀的是有慶之死，讀了兩段他就哭了。
進入到一定寫作狀態後，人物是活生生的。會自己思考，開口說話。富貴也似乎成了他生活中的一個朋友，而不是一個人物。許三觀也是一樣。
他說，活著是最有力量的，這種力量不是來自吶喊或者其它什麼，而是一種忍受。人的忍耐力是驚人的。人就是為了活著而活著，而不是為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著。
《許三觀賣血記》講中國人是怎麼生活過來的。也是從一個中國人的形象開始，主人翁冬天時穿著一件大棉襖，沒有皮帶，就用一根繩子繫著。這本書是用對話組成。寫到一萬多字時，他才意識到可以全部由對話組成這本書。在這本書裡，對話不僅是人物的發言，也推動故事前進。所以，對話要有節奏感，要有旋律。為了找到這種節奏和敘述的風格，他借用了浙江的越劇，用了唱詞和台詞的腔調，戲劇的方式。95年發表後，獲得一片好評。他很開心，他說人其實很脆弱，作者是需要鼓勵的。
95年以後，他很少寫小說。給《讀書》雜誌寫專欄文章，後來也在《收穫》上面寫專欄。文章都是隨筆式的。現在他已經停止寫隨筆，這是為了合理安排歲月。寫隨筆對記憶力和身體狀況要求不高。寫小說則要求身體好記憶力強。趁著現在還有體力，他想再多寫一些小說。
聽眾的提問包括問他的寫作狀態，想像力與生活經歷誰更重要？外國作家的作品對他寫作風格的影響？與哈金作品的比較？作家應否承擔社會責任？等等。
余華先生說，對他影響最大的兩位外國作家是卡夫卡和川端康成。他是一位江浙少年，生長在一個溫和的環境，23歲時開始寫小說。川端康成教會了他寫細部。川端的文字很細膩，細部表達很豐富，他的文字有一點兒虛，但是又摸得著。川端永遠用溫和的語言，但表現出來的東西可以很激烈。卡夫卡則是給了他寫作的自由，讓他知道民間故事的寫作方式。他說，任何作家都會受別的作家風格的影響。這就好像陽光的照耀會影響樹木，但是樹木本身還是以樹木的方式生長。
余華先生認為，寫小說想像力和生活經歷都很重要。但是，生活經歷並不等於生活經驗。心理上的經歷更為重要。心理經歷異常豐富的情況下，才會有敏銳的洞察力。沒有洞察力，想像就是胡思亂想。
他是這樣評論哈金的作品的。他說，出國前剛好在書店裡看到了哈金的作品《等待》。買回家來，原只打算讀一兩頁的，結果一氣讀完，從深夜一直讀到早晨。他很喜歡哈金誠實的寫作態度。他評論哈金的寫作方式是「推土機」方式，寫得很誠實很辛苦，一點兒也不投機取巧。這在當今作家都商業化的情形下，很不易。而且，哈金離開中國多年，寫中國的生活依然紮實，是知而言的。
余華先生說，沒有一個作家能夠迴避社會責任感。只不過，有人是有意識地表達，有人表達得比較隱蔽。像卡夫卡，哈金的作品，都有強烈的社會現實力量。他打了一個有趣的比喻，寫小說就像是農村裡的村長，什麼事都得管，顧不過來社會責任了。
全部演講在下午三點半結束。之後，聽眾紛紛購書請余華簽名，併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