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他（她）們從返回倉、從虎口出來脫離險情之後，中國人正在評說花巨資尾隨他人上天是否值得，美國人正在談論林奇算不算是英雄。
我更多留意的是兩位新聞人物的話語，是他們返回平安後的敘往，他們面對公共傳媒的心態和神態。由此，我更多想到的是人與國家，人與意識形態的關聯，是不同語境不同的生命「在場」形態。
人有國家，不同的國家與國民有不同的關係。在一類國家意識形態中，國家與國民構成一種「家庭關係」，作為兒女的國民被要求孝敬作為父母的國家，兒女不孝敬父母或調皮時，父母的「調教」理所當然；在另一類國家意識形態中，國家與國民締結成一種「契約關係」，國家政務員作為僱員被作為僱主的國民僱用，僱員必須時時小心失責，以免被老闆「炒魷魚」。
反之，不同的國民也有不同的國家觀念。一些國民認同自己為兒為女的身份，視國為母，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子不嫌母醜，家醜不能外揚；一些國民認為國家只是國民稅收僱用的「守夜人」，看護國民的利益，保護國民的安全是這個「守夜人」的正常責任。
視國家為「守夜人」者有一種「僱主心態」，時時監督指謫守夜人；
視國家為「母」者有一種「畏母情結」，常常對母之過 「三緘其口」。
每個國家都重視自家利益，同時都希望自家是「光榮之家」。美國不例外，出兵伊拉克，除教訓流氓無賴外，多少含有利益動機和要讓世人知道美國是有能力主持公道的國家。中國也如是，忍著國內貧困工人農民的抱怨，耗資一百九十億把人送進太空，為的是讓世界和中國人民看到和相信中國之家的榮耀。
基於這種相同，每個國家都或多或少有「國家口紅」，有意無意把一些自家人塗抹成可以對外炫耀的「英雄」。
同樣，當國家塗抹自己的人民時，不同的國民有不同的反應。一些被塗抹者的臉是迎過去的，而且激動萬分；另一些被塗抹者的臉是背過去的，而且一面鄙夷。（這裡的指向不是某個單數的人）
林奇這樣訴說真相：「我不是英雄，我只是個倖存者。」「我沒有開槍，一槍都沒有打，因為我的槍卡住了……我當時跪著，祈禱上蒼的保佑。」「我不會接受自己不配得到的榮譽和讚美，真正的英雄是當時保護我的，以及後來到醫院營救我的其他士兵。」「他們把我當作宣傳工具，這是錯誤的。」「他們利用了我，來作為這一切的一個象徵。」
毫不奇怪，聽到林奇如是說時，我相信那些聽慣豪言壯語，十分渴望自己也能成為英雄的人肯定有些驚奇。他們會驚奇，作為一個軍人，林奇竟然可以與軍方步調不一致，作為一個公民，林奇居然敢於與國家輿論口徑不統一。只有習慣了「真實地活著」（哈維爾語），聽慣了真話的人才能以平常心很好地理解林奇。
也不足為奇，我們只能聽到楊利偉「請首長放心，我一定會努力工作，把後續工作做好，向祖國和人民交一份滿意的答案。」「向世界各國人民問好，向大陸人民問好，向港澳同胞、臺灣同胞和海外僑胞問好，感謝全國人民的關懷。」這些我們早已在電影《英雄兒女》《董存瑞》那裡熟悉了的話語。
不同的意識形態各有一套不同的話語。漢語語境中古老的「孝順」和現代的「忠誠」等概念早已預設了楊利偉今天成方圓合規格的語言。而在另類語境中深植人心的「公民意識」和「個人權利」等概念使得今日的林奇面對公共媒體和「國家口紅」有如此灑脫和叛逆的姿態。
我們無法否認楊利偉是有獻身精神的英雄，榮譽、別墅也理應是他的貢獻的回報。但當國家把楊利偉送到香港，用他的「身體語言」向剛剛參加過二十萬人大遊行的香港人傳達些什麼的時候，當深知名人效應的商人註冊楊利偉水果商標的時候，當楊利偉塑像、楊利偉公園、楊利偉飯店的炒作鋪天蓋地扑向楊利偉的時候，我們也無法期望楊利偉能說些類似林奇的自己的話語。
作為名人，特別是作為中國軍人，楊利偉的話語只能「一板一眼，小心翼翼」的話語，只能是個人與國家合一同化的「一元化」話語。
我們可以慶幸的是，楊利偉如實告訴人們在太空中沒有看到地球上我們偉大的長城，如實告訴人們返回地面比上太空難受。這讓我們看到了某些「英雄」涵義構成的轉換與變遷，看到了時代邁進的小小步伐。
語言不僅僅是語言本身，它同時是精神和思想的外化，是意識形態和人文環境的構成。
從林奇、楊利偉話語的比較和思考，我更加相信，不是存在決定意識，而是意識決定存在。
事實上，一種不是從現實存在而來，而是由一些「偉人」的主觀臆念構成的意識形態烏托邦，著著實實決定了一個長歷史階段的現實存在，決定了數以億計的生命可悲的存在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