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淼從美國回中國時已獲若干個學位，橫跨自然科學、工程技術和人文學科。人到中年的他有過痛苦經歷，經過了數年曆練，漸漸適應了國內環境。他曾經執掌過某大跨國公司中國媒體事業部，又因為與國內體制的衝突成為犧牲品。
他現在是另一個跨國公司的高級經理人。經過思考，他同意化名把自己與貪官打交道的經歷以及如何反腐的建議說出來，供反腐部門參考。
「這漲上去的價格不是你的收入，全被他們吃了」
經過回國後若干年的歷煉，陳淼現在已經不像當初那樣，感覺最難辦的事是與貪官打交道。「最難辦的當然是從別人兜裡掏錢了，掙錢最難」。而與貪官打交道是掙錢過程中最頭疼的事。「有一段時間我不能說是自閉吧，但非常壓抑。」陳淼說：「變成這個樣子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幹上了管理，必須跟人打交道。不管對方是流氓還是天使，你都要跟對方不停地打交道。在這個過程中，我逐漸瞭解了中國文化，知道中國文化的核心就是與人鬥智，慢慢就無所謂了，而且有些時候也取得了勝利。
「我並沒有像許多海歸那樣從學校到學校然後出國；讀本科前後、讀研究生前後，我都在國內重要的企事業單位工作過，因而自恃多少瞭解中國文化，但是從美國回來後還是遇到了很大的不適應。一個重要原因，是這里許多東西的發展超乎我的想像。」
回國的契機始自1999年，一家知名跨國公司A集團打算和美國國家地理學會合作推出美國《國家地理》中文版。經人介紹，這家集團找到陳淼，覺得他的知識背景特別適合，想請他出任主編。
陳淼在中國、美國學習這麼多年，似乎就是盼著有這麼一天，能在科學知識與人文關懷領域，為中美交流做點兒事。那邊，美國國家地理學會考察了A集團過去在中國的成功案例，非常認可；而這邊，A集團也志在必得，不僅組建了預備團隊，甚至賣力地弄出一期精緻、漂亮的樣刊。
「但和美國國家地理學會的合作最終還是失敗了。因為國內有很多很高的門檻，使得A集團成本非常高，要想5年之內營利非常難。」「都是什麼『門檻』？」記者問。「任何一個外刊要想在國內發行，必須有30％的本土內容。而美國《國家地理》要保證質量，堅決不干。這時惟一的辦法就是在香港出版，拿到中國內地發行。這時又出來了一個有權力的公司，拿著某些部門的規定，說必須由它進口，刊物要漲價百分之多少，而這漲上去的價格不是你的收入，全被他們吃了……「我們還得向美國國家地理學會付知識產權費和版稅。這樣造價就提得很高，A集團覺得不值，因為這個集團本質上不是一個特別熱愛文化的企業，雖然他們是靠文化產品和傳媒起家和發展的。
「A集團就跟美國國家地理學會商量說，要不然你們也出點錢，出10％，我們出90％。美方不干，他們是非營利組織，美國對這種組織有要求，他們不能作為投資人向外投資。A集團也有它的道理，冒這麼大風險，做得好，品牌是你們的，做不好賠的是我們……後來談判破裂。一直到現在，美國《國家地理》這麼好的雜誌還沒有中文版，而其他十幾個語種的版本早在全世界掀起了『國家地理熱潮』，為重新認識文明作出了貢獻。
「回首那一段，我們僅僅是要做一個好雜誌，就發現有多少個因素一個個冒出來，有多少個門檻等在前面。我剛從國外回來，覺得路真的很難走！「項目沒有做成，但A集團卻看中了我，讓我加入成為他們集團的高級管理人員。」
「我必須親自行賄過『門檻』。這與我所受的所有教育都背道而馳」
A集團在中國大陸很有名，它1988年就進入中國，當時的領導人特許它接掌一份刊物，這在當時引起不小的轟動，因為外資進入國內刊物，國家只批了這一家。後來它又或明或暗地進入了十幾家媒體。「那你們接掌這些刊物多是違規的，或半暗箱的操作？」記者問。「大部分是，只有一個是明的。」
陳淼說，在中國做媒體充滿艱辛。比如你想做一個平面媒體，你一定要找合作方，不可能外資獨資經營。暗箱就從這裡產生。「所謂暗箱操作是這樣的，外資集團先是與有資源的國內那一方合作成立一個什麼公司，一般是這個媒體叫什麼名，這家公司就叫什麼名，比如雜誌叫《時尚先鋒》，公司就稱『時尚先鋒公司』。然後外方往裡面撥錢，由對方來接單，按照外方的要求編排內容……雙方簽約，合作多少年，盈利怎麼分成。「實際這種合作都很脆弱，說解約就解約。只要你找合作方，只要你這個外資在門檻和『准入』方面有求於他，他就有砝碼卡、壓、要了。他知道，我們必須拿到『准入』或者說『門檻』，沒有他就過不去。因而他卡你是非常自然的。因為國家對外資進入媒體做了一些限制。他們可以『為我所用』。外表看起來冠冕堂皇，是按照法律的。
我不否定國家設這些門檻有正當的考慮，但是客觀上就給有的單位和個人『尋租』留下了非常好的機會。「我是負責媒體的高級管理者，我必須親自操刀，也就是說我必須親自行賄過『門檻』。這與我幾十年來在中國和美國所受的所有教育都背道而馳。我父親是延安時代的老保衛幹部，『文革』時因江青點了他的名，『×××是壞人』而自殺身亡；而在美國的基督教背景下，行賄是一種『原罪』……因而我剛進入這家集團時對國內一些單位的貪婪實在反感，有意無意地拖延行賄，對他們的暗示甚至公開的要價充耳不聞，導致了與兩家雜誌社談判的破裂。
我受到了老闆的警告。「我知道，我必須自己救自己了。我努力進行自我心理排解：這種事是壞事，但你不能因為有這種事就不幹了，因為你有理想要實現。「我努力在良心上找到回答，或者說一個理性的自我暗示。實際這裡包含很多內容：中國從計畫經濟走上市場經濟必然要出現這麼一個階段，必然出這麼一批人，說難聽點這批人是渾水摸魚，損公肥私，說好聽點，他們為體制的轉軌做了貢獻，否則兩個體制接不上，還是僵死和貧窮。等接上後，人們可以再把這些不合適的現象和人一個個打掉。就跟中國的民營企業家的出現一樣，你要剛開始管得特別嚴，審得特清楚，很明顯就不會有人賺錢了。但是他們賺了錢後就開始要面子、形象、品牌和聲譽了，不得不做一個實質性的轉變，把自己從純粹的坑矇拐騙變成有些真的貢獻。
我覺得我們的革命有一點做得不好就是把當初已經完成了這一轉變的一代民族資本家全部打掉，現在只能又從頭來。「你知道，當年美國發展初期也是一片黑暗，這我是知道的。但就是在這黑暗中碰撞出好多規則來。「有這個理性答案你就能對付自己的內心了，要不然成天受良心的拷問你受不了，你只能退出了。從知識的角度，從理想的角度，從迎接挑戰的角度－－－商業是挑戰性最強的領域，我就不信一個文人軟弱到承受不了這個挑戰的程度－－－你也不能退出來！」
「現在有許多貪官是『糖衣吞進去，炮彈吐出來』」
「當我鼓起勇氣做的時候，我失敗了。我承認，行賄是門很大的學問，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一個留洋博士完全可能在這個只有小學文化就能做得滾瓜爛熟的行當上慘敗。
「當時我們集團想要一個批文，答應給我們弄批文的是一個大工業部底下的集團，他們能活動到部裡的批文。這個批文相當重要，有了這個批文我們就可以以這個部主管、這個部屬集團主辦、我們承辦這樣的名義做會辦展。這個批文還能轉賣，能招攬許多國企給這個活動贊助－－－實際上，這類活動可能對某些國企的經營沒有一點用處，甚至他們可能還在欠債虧損，但因為有回扣，一些國企老總還是蠻願意參加的。
「這個集團裡能弄到批文的關鍵人物還在拿捏著。我們知道，萬事具備，就只差那麼一點了。我提著一個包找上門去，一開始他興致很高，我們熱情地寒暄著。我看氣氛差不多了，就拿出一厚沓鈔票給他。這鈔票是被紙包著的，他一看就知道有多少。我說些希望以後多多支持的冠冕堂皇的話，他笑著說不用客氣。我說：『您給寫一個收據吧！』他臉色馬上變了，僵持了幾秒鐘之後他笑了，說不必了，這件小事哪用這麼客氣……這些都是在轉瞬間發生的，我當時就覺得這並不小的「小事」辦砸了，並在隨後努力想我到底錯在了哪兒。
「他們怕，他們怕他們的收據成證據了。我們當然樂意了，既可以說清楚自己，還可以拿他們一把，因為現在有許多貪官是『糖衣吞進去，炮彈吐出來』。我們很希望碰到那種所謂『盜亦有道』的貪官，他們至少遵守潛規則，收人錢財替人消災，但現在許多貪官不僅違反明著的規則（國家法律），連暗規則也不遵守。這樣的話，如果我沒拿到收據，他又沒把事辦了，我就成為最大的嫌疑人，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錢在他手裡還是在我手裡，老闆就會懷疑我沒給送到。」「如果兩三個人一起去，大家互相證明？」記者探詢。「這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事情，人去多了，對方會懷疑，甚至可能一口回絕。」
想不到陳淼這個留美博士、雙碩士、美國公民，會為這種「屁事」犯難。「做這些事是蠻難的，外方的老闆都是知情的，但他們從不具體過問，就看財務報表，出了事可以一推了之。」「出什麼事呢？」「比如你行賄也是有罪的，對方出事了，你就有事了；還可能對方有路子，他沒事，你卻有事。」
這曾經難壞了陳淼：「做不成事是你無能，可是你要行賄又拿不到收據，我們非常著急，想各種辦法，有時拿別的票據去頂，但這萬把塊錢你可以拿票據去沖（為了『沖票』有時我也跑到立交橋底下去買發票），要是人民幣100萬元你拿什麼去沖？」「買的發票管用嗎？」「現在越來越危險了。買來的發票有些是真的，有好些是假的，現在審計得很厲害，所以為了這些事頭疼得很。開句玩笑話，外企工資高也值了，太辛苦了！」
陳淼說，他有時還是說服不了自己的良心：「如果這事（搞批文）辦成了，就等於是國有資產從我手裡流失，我會睡不好覺，吃不下飯的。每年有多少資金流失到國外？我這不也成了一分子？那個批文的事我為什麼那麼輕易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