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我曾問過一位朋友：「我們的首長相信他們的下屬，還是相信外國人？」有人回答說「當然是他們的下屬，那是他們信任的共產黨幹部」。我說：「不！他們是相信外國人的，因為他們知道，外國人不像他們下面的共產黨幹部那麼愛撒謊。我們聽共產黨的，共產黨聽外國人的。周恩來挖出個中國有成就的數學家陳景潤，就是因為外國人的一句話，即使陳的上級中科院數學所的黨委書記激烈反對也沒用，因為周的官比他大的多」。
話又說回來，對不少事情的隱瞞似乎確實起到了「安定、穩定」社會的作用：如不少汽車翻車、飛機墜毀、工人罷工、自然災害的死亡人數、煤礦爆炸及一些黨政領導人的責任事故等，只要沒外國人在場，一般都不予報導。改革開放以後，情況有所好轉，但虛報、謊報、報喜不報憂的虐根性仍未改變。似乎也沒出現太嚴重的後果，不少事情，時過境遷，甚至在知情人心中也已淡忘。
等遇上這個要命的SARS病，中共還想與以前一樣如法炮製－隱瞞，可是他們卻沒想到對惡性傳染病的隱瞞，帶來的後果就完全不一樣了。
據報導SARS病（中國稱非典）的首例是去年底在廣東河源市發現的（又一說是在番禺），後該地帶菌醫生到香港發病，同時引起治療他的醫生、護士連續發病，甚至突然死亡，由此引起國際上的重視。因為據香港的醫療機構研究，病源來自大陸，國際衛生組織遂於今年初到中國進行調查SARS發病情況。三月份正好在北京召開人大會，所有關於這個病的情況都作為「機密」材料而嚴禁外傳。4月3日，衛生部長張文康向前來調查的國際衛生組織說：「在北京共13例發病，3名已死亡」。
知情的301醫院（解放軍總醫院）退休醫生蔣彥永，憑著他的專業知識，知道傳染病這事是隱瞞不得的，否則會帶來嚴重後果，他本著醫務工作者的職業道德和良心，冒著受「黨紀軍法「處分的危險，以大無畏的勇氣，用E－MAIL方式把他所知的真實情況傳送給香港鳳凰衛視和中央電視四臺，但他們沉默了。不過這消息還是被媒體權威－美國《時代》雜誌登載了，繼而在國際上引起軒然大波。這才引起中國高曾領導人胡錦濤、溫家寶的重視，隨之撤了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長孟學農的職，全民總動員防治SARS病，數月後才使病情得以控制。
北京當時的疫情已是很嚴重，據蔣醫生講，僅309醫院就有60多人染病，7人死亡，302醫院在4月6日就從武警部隊進來6個染病者。這只是蔣醫生知道的，實際當時全北京有多少染病者，有多少人死亡，他也不知道，但他知道與向國際衛生組織報告的13人之數相差甚遠。據報導在國際調查組織到301醫院調查時，院方已將染病病號臨時撤離醫院，把他們安置在大轎車上在市內轉，直到調查組離開醫院後，再放他們回去。院方領導也向所有醫務人警察告，不能向調查組透露任何情況，否則，一定嚴肅處理。就這樣經過周密的安排把調查組給騙過去了。可是天不從人意，突然殺出一條好漢，一個對人民生命負責的勇士，撕破了這副精心策劃的偽裝。
蔣知道要拯救千百萬生靈，只有通過洋人的口、洋人的報導，才會使我們高曾領導震驚，他成功了。就在蔣公布這些消息前後，江澤民在中央又重唱「為國際反華勢力所利用」的老調，說：「疫情演變成國際性，事情可能轉變成政治性、反華、排華潮」；同時就在蔣揭露真相二、三天後的四月九日《中國日報》威脅性地寫道：「外國反華勢力正在利用SARS疫情詆毀和抑制中國」，而當時蔣醫生正好是為國外反華勢力提供了「炮彈」。你看他「罪行」有多大，可以想像這時他的壓力有多大，再加上他屬於部隊編製，部隊是以「服從」為天職的。此時，不管他對錯與否，都面臨「滅頂之災」。幸而這個問題得到了胡錦濤、溫家寶的重視，以最嚴厲、有效的手段制止了SARS在全國的蔓延。這也使蔣得到了暫時的安全。
當時知情的醫務人員和黨政幹部又何止成千上百，但不顧生命危險敢挺身而出講真話的僅蔣彥永一人。這不令人深思、嘆惜嗎？
當時的衛生部長張文康，本人也是學醫的，難得不知道隱瞞疫情的後果？疫情不會因為你隱瞞而逐漸消失，隨著傳染範圍幾何級數的倍增，會弄得不可收拾，用他們的話講是要「亡黨、亡國」的。所以蔣彥永醫師的確又一次救了中國共產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