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3-12-20 09:02:00作者：
張華考上了北京大學；李萍進了中等技術學校；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新華字典》1998年修訂本p 673「前途」
文章寫的有點遲。前幾天，糊塗三角地版，一位清華學生發表了他對出國的熱切渴望並詳列理由，受到追捧回應。俺一度也想寫上那麼一篇，來談談大學生為啥要搶著出國。筆者目前在國內工作，北大讀完本科後從業兩年。
中國大學生歷來是關注焦點，任何新聞，只要和大學生扯上了，都是熱門。前段日子，有個記者叫陳傑人，一度成為知名人物，他也沒做啥大事，就是披露了武漢女大學生「陪聊」的事情。幾乎是同一時期，衛生部副部長宣稱中國有六百萬以上的妓女，關心的人卻寥寥無幾。
大學生，在中國歷來被視為純潔，真誠的象徵。彷彿人一進了大學，就高尚富貴起來，與眾不同了。大學生賣肉，大學生行騙，大學生貪污腐敗，女大學生傍大款，女大學生賣淫，個個都是眾人關注的焦點，主角換個身份大夥就視而不見。
大學生如今熱衷出國，眾人皆知。在中國，有出國權的人並不多。年輕人裡，除高官富翁的子女，只有理工科大學生－－往往還是成績比較優秀的那種，才有出國的機會。那麼多高官的子女，就算留在國內，也是要風有風，要雨得雨。可他們依然義無反顧的出國。大學生又如何？
每年大學裡出國的，都是成績最優秀的那批，往往爭offer爭得頭破血流。大學生出國可不容易，苦背GRE，花流水般的錢上新東方，多半還得租房子、等offer、過簽證，得歷經九九八十一難，隨時會有被拒的危險。就這麼惡劣的競爭環境，這批本可在國內混得不錯的人，依然削尖了腦袋出國，而且數量越來越多。
大學生可並不代表知識份子群體。大學生是通過高考制度，從全國各個階級裡，選拔出來的優秀人才。它們的選擇，與高官子弟的選擇，其象徵意義是不一樣的。大學生的逃離代表著全體中國人的逃離。
俺的大學記憶裡，有這麼件事兒。大三冬天的日子，託福報名。那時候，託福考試可不像現在那麼靈活，一到報名日，就是人滿為患，趕上一次報名，非得漏夜排隊不可。俺和幾個哥們拿著小凳子和報紙，在附近一個報名點旁邊守夜。從零點，在寒風中一直等到東方泛起魚肚白，終於等到人家上班了。因為隊伍太長，幾百個人混亂不堪，專門撥出了警力來維持隊伍。警察花了半個小時，把這幾百人的隊伍整好了。怎麼整的呢？用腳。看看誰沒站好，就狠狠地用腳踢他的大腿和小腿，直到把他踢到隊伍裡為止。幾百個學生，清華的、北大的、北外的……凡你能想起的最牛氣的學校中的自尊心最高，恃才而傲眼高於頂不可一世的最牛的學生，就咬著牙齒，在那裡默默忍受幾個警察喝斥、腳踹的社會主義教育。
－－這是為了離開這個國度所付出的代價之一。
中國人市民對北大學生和清華學生有個最大的誤判，他們以為，北大學生和清華學生是不同的。例如北大是理想主義的，清華是實用主義的。北大學生是反抗型的，清華學生是乖乖型的。北大學生是自由化的，清華學生是愛政府的。北大學生是個人主義的，清華學生是國家主義的……。其實，這些只是**。在出國問題上，北大和清華學生是完全一致的，不含糊的。唯一的不同是：北大學生一邊罵這個社會，一邊出國，而清華學生一邊讚揚這個社會，一邊出國，然後他們之間的絕大多數讀phd，找工作，入美國籍，定居。
俺在清華也有幾個好友，97年，清華有個響亮的口號，叫「為祖國健康工作五十年」，這句話琅琅上口，有氣勢，清華小夥很愛喊，直到他們出國為止。俺在清華的朋友，在美國建立了龐大的同學會，留在中國倒顯得孤零零了。
中國知識份子最是忍讓。他們秉承了中國人吃苦耐勞，小富即安，嫁雞隨雞，百忍成精的優良傳統，院士王選轉述領導人的話說：中國知識份子價廉物美。兩千塊錢的工資，就可以隨意使喚。中國知識份子安於現狀，能夠忍貧受飢。適應能力比蟑螂更強，在金星上也能生存。近期報導的陸步軒，從一個北大中文系高材生，適應成一個賣肉屠夫，這樣的生活現狀也沒有讓他成為土匪或是人肉炸彈。中國的知識份子就是這樣善於忍受，只要一點點尊重，一點點慰籍，一點點利益，他們就可以在中國呆下去。可還是呆不下去。
中國對待知識的態度很奇特。比如說，一個工人，每個小時可以生產出十元的產品。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工程師，改良了機器、流程、管理，於是一個工人每個小時可以生產出一百元的產品。那麼這多出來的九十元算是誰的功勞呢？西方人對此爭論不休，有些人說，工人產出的是十元，工程師的價值當然是九十元；有些人說，工人也提高了效率和勞動強度應該得五十元，工程師五十元比較公平。但中國人會說：我們工人的產量增加了，感謝領導們對工人的指導，對工程師的培養與栽培。這九十元是領導的功勞，剩下的十元，請尊敬的工人同志和尊敬的工程師同志平分吧。
這是對待理工科知識份子的態度，那種只會寫文章的傢伙就更加糟糕。文革以後，活的舒服的，都是拍馬屁拍得響的。說真話的，不會拍馬屁的，甚至拍馬屁拍得不那麼響的，基本上都在大牢裡，或者乾脆死翹翹了。這些事情大夥聽得太多，所以俺就不講了，這次和大家侃侃混得還算可以的理工類知識份子和工程師們。以史為鑒，以史為鑒。
俺舉的例子，都是那些在國內混得不錯的傢伙，那些受迫害的，找了根繩子上吊的知識份子，大夥耳朵都聽得起繭了。但迫害歸迫害，對權力不利的傢伙可以統統去死，可有些人是必須活下來了，要是知識份子死絕了，就啥事也幹不了。毛澤東最瞧不起知識份子了，整一批死一批的。可一旦領導人或者領導人的家屬生了病，包括他自己在內，個個都找的是那些醫學界反動學術權威，還沒聽說過誰找了個赤腳醫生給自己看病的。
以史為鑒之五十年代：華羅庚－－建國來待遇最好的理論數學家。
華羅庚算是那個時代混得最不錯的知識份子之一，他天分極高，不到二十歲就在《科學》雜誌上發表論文，後從事數論研究。二十六歲成為劍橋大學訪問學者。中日戰爭爆發後，在中國形勢最惡劣時回國於西南聯合大學任教。中日戰爭結束後，受聘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共和國成立後，五零年，放棄國外的優越待遇回國。議定好的年薪是八百斤小米，當然後來沒有全給。這位已發表過兩百多篇論文和專著的數學家在新中國繼續從事研究工作。由於華羅庚對政治不感興趣，所以在文革中沒有受太大衝擊。雖然他被拉進了政協，但實際上沒有對政治發表過隻言片語。
在1968年，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郭玉峰在黨代會上發表了《關於四屆全國政協常委會委員政治情況的報告》，在該報告中，他指稱74名全國政協常委會委員為叛徒，叛徒嫌疑，特務，特嫌，國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裡通外國分子等，佔159名政協常委會委員的47%。建築學家梁思成、生物學家童弟周、橋樑專家茅以升相繼被打倒。但華羅庚卻倖免於難。在數學家群體當中，他是最風光的一個，他是中國數學界的泰鬥，中科院數學科學研究所所長，他很聰明，用一個在理論數學上毫無學術價值的「優選法」，來證明自己「貼近工農」，並在文革時期赴全國十八個省份講演做專題報告，而其它的數學家此時大多在牛棚裡度過餘生。
這個當時在全國算是最走運的一個數學家華羅庚，生活是怎樣的呢？
五零年以後，他再也沒有能發表出有份量的成果。是條件不夠好嗎？從縱向比，抗日時期，他在西南聯大，物資極度緊張，住在豬圈旁邊，他依然可碩果纍纍。可五零年以後，生活條件好轉，可他卻出不了成果了。從橫向比，被他指責為「貪圖享樂不回國」的同齡人，大數學家陳省身，在國外屢屢突破，一舉獲得數學界最高榮譽之一沃爾夫獎，退休後衣錦還鄉到南開大學享福去了。
華羅庚五零年，毅然放棄優異待遇回國時，發表熱情洋溢的愛國宣言：「良園雖好，卻非久居之地」，影響了一代海外學人。十年後，他黯然對夫人說：「我想自殺。」。消息傳出，又影響了一代海外學人。
他沒有精力再搞研究，因為他的同事處心積慮地揭發他，批判他。
他二十年的手稿被紅衛兵抄家後付之一炬。
他放棄了自己喜愛的數論研究，放棄了自己的天賦，去搞應用數學和愛國主義教育。統籌法讓他擺脫了「脫離群眾、脫離工農」的口誅筆伐，使他獲得全國巡迴演講的殊榮。可他自己知道這東西的生命力，文革以後，再也沒有人用。
他在海外的名聲為他贏得了待遇，因為他是統戰對象，是模範表率，所以要照顧他。可是其它人就不是了。他的兒子，一家四口人，住十四平方米屋子。他最得意的徒弟陳景潤，住四人七平方米一間的宿舍。
清華大學文革委員會主任遲群不斷關心他的生活，陳景潤成名之後，遲群不遺餘力地動員他積極展開批判華羅庚的工作。
華羅庚的優選法在遼寧省做成果展示時，主持遼寧黨政軍工作的毛遠新（毛澤東侄子）對這位天才數學家高屋建瓴地指出：「優選法的『最優』是不可能存在的，最優這一提法不科學，不符合馬列主義，最多只能稱為較優。」於是華羅庚只好帶領他的弟子們連夜加班，將展示板裡的「最優」統統改成了「較優」。
這就是在國內待遇最好的數學家的遭遇。
以史為鑒之七十年代：袁隆平－－建國以來貢獻最大的農學家。
八十年代之前的二十年裡，中國人是在飢餓中度過的。最有名的三年飢荒，按現在俺手頭蒐集的全國僅17個省的統計資料，加起來就餓死了2100萬，預計全國的統計數字應該在2700-3000萬之間。不過，俺認為統計數字肯定有問題，算少了。三千萬是啥概念？全國一共有七十多萬個生產大隊，一個生產隊大約1000人，正常年份，每個生產隊每年死亡10-15人，飢荒三年，每年死亡25-30人，全國就會多死三千萬人。可俺那地頭，老一輩的記憶裡，死得可比這慘多了，所以俺認為三千萬這個數字，肯定是少了。飢餓的不僅僅是那三年，整整二十年，俺老家的人就沒有吃飽過。
據老一輩說，真正重新吃飽飯，是在七十年代末，以前的稻子是高高的，風一吹就倒，換了矮水稻以後，糧食真是翻了出來。報紙上曾引述農民的話說：「我們吃飽飯，靠的是兩『平』。鄧小平和袁隆平。」袁隆平的水稻南優2號，比以前的水稻單產增產20%，於1973年研究成功，1976年開始推廣。八十年代，國際組織給他的獎項多得像米粒一樣。中國有九億農民，他一個人，相當於干了兩億農民的活。有人預估，他的種子共創造效益5600億美元。假設其中分零頭給他，那麼他的資產就會大致與世界首富比爾蓋茨587億美元相當。
那麼袁隆平的真實情況是怎麼樣的呢？
截至1998年，袁隆平的月工資是1600元。
由於他做人老實本分，1953年被分配到偏遠落後的湘西雪峰山麓安江農校教書。在那裡，才華橫溢的袁隆平的職稱一直沒有提升，工資一直原地踏步，房子依舊窄小陰暗，向上爬的機會被他那些會拍領導馬屁的同事搶走了。他唯一的幸運是研究水稻。這是大夥吃飯用的東西，屬於文革中保護品種，他住的又偏遠，災難沒降臨到他頭上。
文革中他也被人整過，罪名是毛澤東制定了農業八字辦法：水、肥、土、種、密、保、工、管，他卻偏偏認為要加一個「時」字。加上整天諗
文章寫的有點遲。前幾天，糊塗三角地版，一位清華學生發表了他對出國的熱切渴望並詳列理由，受到追捧回應。俺一度也想寫上那麼一篇，來談談大學生為啥要搶著出國。筆者目前在國內工作，北大讀完本科後從業兩年。
中國大學生歷來是關注焦點，任何新聞，只要和大學生扯上了，都是熱門。前段日子，有個記者叫陳傑人，一度成為知名人物，他也沒做啥大事，就是披露了武漢女大學生「陪聊」的事情。幾乎是同一時期，衛生部副部長宣稱中國有六百萬以上的妓女，關心的人卻寥寥無幾。
大學生，在中國歷來被視為純潔，真誠的象徵。彷彿人一進了大學，就高尚富貴起來，與眾不同了。大學生賣肉，大學生行騙，大學生貪污腐敗，女大學生傍大款，女大學生賣淫，個個都是眾人關注的焦點，主角換個身份大夥就視而不見。
大學生如今熱衷出國，眾人皆知。在中國，有出國權的人並不多。年輕人裡，除高官富翁的子女，只有理工科大學生－－往往還是成績比較優秀的那種，才有出國的機會。那麼多高官的子女，就算留在國內，也是要風有風，要雨得雨。可他們依然義無反顧的出國。大學生又如何？
每年大學裡出國的，都是成績最優秀的那批，往往爭offer爭得頭破血流。大學生出國可不容易，苦背GRE，花流水般的錢上新東方，多半還得租房子、等offer、過簽證，得歷經九九八十一難，隨時會有被拒的危險。就這麼惡劣的競爭環境，這批本可在國內混得不錯的人，依然削尖了腦袋出國，而且數量越來越多。
大學生可並不代表知識份子群體。大學生是通過高考制度，從全國各個階級裡，選拔出來的優秀人才。它們的選擇，與高官子弟的選擇，其象徵意義是不一樣的。大學生的逃離代表著全體中國人的逃離。
俺的大學記憶裡，有這麼件事兒。大三冬天的日子，託福報名。那時候，託福考試可不像現在那麼靈活，一到報名日，就是人滿為患，趕上一次報名，非得漏夜排隊不可。俺和幾個哥們拿著小凳子和報紙，在附近一個報名點旁邊守夜。從零點，在寒風中一直等到東方泛起魚肚白，終於等到人家上班了。因為隊伍太長，幾百個人混亂不堪，專門撥出了警力來維持隊伍。警察花了半個小時，把這幾百人的隊伍整好了。怎麼整的呢？用腳。看看誰沒站好，就狠狠地用腳踢他的大腿和小腿，直到把他踢到隊伍裡為止。幾百個學生，清華的、北大的、北外的……凡你能想起的最牛氣的學校中的自尊心最高，恃才而傲眼高於頂不可一世的最牛的學生，就咬著牙齒，在那裡默默忍受幾個警察喝斥、腳踹的社會主義教育。
－－這是為了離開這個國度所付出的代價之一。
中國人市民對北大學生和清華學生有個最大的誤判，他們以為，北大學生和清華學生是不同的。例如北大是理想主義的，清華是實用主義的。北大學生是反抗型的，清華學生是乖乖型的。北大學生是自由化的，清華學生是愛政府的。北大學生是個人主義的，清華學生是國家主義的……。其實，這些只是**。在出國問題上，北大和清華學生是完全一致的，不含糊的。唯一的不同是：北大學生一邊罵這個社會，一邊出國，而清華學生一邊讚揚這個社會，一邊出國，然後他們之間的絕大多數讀phd，找工作，入美國籍，定居。
俺在清華也有幾個好友，97年，清華有個響亮的口號，叫「為祖國健康工作五十年」，這句話琅琅上口，有氣勢，清華小夥很愛喊，直到他們出國為止。俺在清華的朋友，在美國建立了龐大的同學會，留在中國倒顯得孤零零了。
中國知識份子最是忍讓。他們秉承了中國人吃苦耐勞，小富即安，嫁雞隨雞，百忍成精的優良傳統，院士王選轉述領導人的話說：中國知識份子價廉物美。兩千塊錢的工資，就可以隨意使喚。中國知識份子安於現狀，能夠忍貧受飢。適應能力比蟑螂更強，在金星上也能生存。近期報導的陸步軒，從一個北大中文系高材生，適應成一個賣肉屠夫，這樣的生活現狀也沒有讓他成為土匪或是人肉炸彈。中國的知識份子就是這樣善於忍受，只要一點點尊重，一點點慰籍，一點點利益，他們就可以在中國呆下去。可還是呆不下去。
中國對待知識的態度很奇特。比如說，一個工人，每個小時可以生產出十元的產品。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工程師，改良了機器、流程、管理，於是一個工人每個小時可以生產出一百元的產品。那麼這多出來的九十元算是誰的功勞呢？西方人對此爭論不休，有些人說，工人產出的是十元，工程師的價值當然是九十元；有些人說，工人也提高了效率和勞動強度應該得五十元，工程師五十元比較公平。但中國人會說：我們工人的產量增加了，感謝領導們對工人的指導，對工程師的培養與栽培。這九十元是領導的功勞，剩下的十元，請尊敬的工人同志和尊敬的工程師同志平分吧。
這是對待理工科知識份子的態度，那種只會寫文章的傢伙就更加糟糕。文革以後，活的舒服的，都是拍馬屁拍得響的。說真話的，不會拍馬屁的，甚至拍馬屁拍得不那麼響的，基本上都在大牢裡，或者乾脆死翹翹了。這些事情大夥聽得太多，所以俺就不講了，這次和大家侃侃混得還算可以的理工類知識份子和工程師們。以史為鑒，以史為鑒。
俺舉的例子，都是那些在國內混得不錯的傢伙，那些受迫害的，找了根繩子上吊的知識份子，大夥耳朵都聽得起繭了。但迫害歸迫害，對權力不利的傢伙可以統統去死，可有些人是必須活下來了，要是知識份子死絕了，就啥事也幹不了。毛澤東最瞧不起知識份子了，整一批死一批的。可一旦領導人或者領導人的家屬生了病，包括他自己在內，個個都找的是那些醫學界反動學術權威，還沒聽說過誰找了個赤腳醫生給自己看病的。
以史為鑒之五十年代：華羅庚－－建國來待遇最好的理論數學家。
華羅庚算是那個時代混得最不錯的知識份子之一，他天分極高，不到二十歲就在《科學》雜誌上發表論文，後從事數論研究。二十六歲成為劍橋大學訪問學者。中日戰爭爆發後，在中國形勢最惡劣時回國於西南聯合大學任教。中日戰爭結束後，受聘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共和國成立後，五零年，放棄國外的優越待遇回國。議定好的年薪是八百斤小米，當然後來沒有全給。這位已發表過兩百多篇論文和專著的數學家在新中國繼續從事研究工作。由於華羅庚對政治不感興趣，所以在文革中沒有受太大衝擊。雖然他被拉進了政協，但實際上沒有對政治發表過隻言片語。
在1968年，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郭玉峰在黨代會上發表了《關於四屆全國政協常委會委員政治情況的報告》，在該報告中，他指稱74名全國政協常委會委員為叛徒，叛徒嫌疑，特務，特嫌，國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裡通外國分子等，佔159名政協常委會委員的47%。建築學家梁思成、生物學家童弟周、橋樑專家茅以升相繼被打倒。但華羅庚卻倖免於難。在數學家群體當中，他是最風光的一個，他是中國數學界的泰鬥，中科院數學科學研究所所長，他很聰明，用一個在理論數學上毫無學術價值的「優選法」，來證明自己「貼近工農」，並在文革時期赴全國十八個省份講演做專題報告，而其它的數學家此時大多在牛棚裡度過餘生。
這個當時在全國算是最走運的一個數學家華羅庚，生活是怎樣的呢？
五零年以後，他再也沒有能發表出有份量的成果。是條件不夠好嗎？從縱向比，抗日時期，他在西南聯大，物資極度緊張，住在豬圈旁邊，他依然可碩果纍纍。可五零年以後，生活條件好轉，可他卻出不了成果了。從橫向比，被他指責為「貪圖享樂不回國」的同齡人，大數學家陳省身，在國外屢屢突破，一舉獲得數學界最高榮譽之一沃爾夫獎，退休後衣錦還鄉到南開大學享福去了。
華羅庚五零年，毅然放棄優異待遇回國時，發表熱情洋溢的愛國宣言：「良園雖好，卻非久居之地」，影響了一代海外學人。十年後，他黯然對夫人說：「我想自殺。」。消息傳出，又影響了一代海外學人。
他沒有精力再搞研究，因為他的同事處心積慮地揭發他，批判他。
他二十年的手稿被紅衛兵抄家後付之一炬。
他放棄了自己喜愛的數論研究，放棄了自己的天賦，去搞應用數學和愛國主義教育。統籌法讓他擺脫了「脫離群眾、脫離工農」的口誅筆伐，使他獲得全國巡迴演講的殊榮。可他自己知道這東西的生命力，文革以後，再也沒有人用。
他在海外的名聲為他贏得了待遇，因為他是統戰對象，是模範表率，所以要照顧他。可是其它人就不是了。他的兒子，一家四口人，住十四平方米屋子。他最得意的徒弟陳景潤，住四人七平方米一間的宿舍。
清華大學文革委員會主任遲群不斷關心他的生活，陳景潤成名之後，遲群不遺餘力地動員他積極展開批判華羅庚的工作。
華羅庚的優選法在遼寧省做成果展示時，主持遼寧黨政軍工作的毛遠新（毛澤東侄子）對這位天才數學家高屋建瓴地指出：「優選法的『最優』是不可能存在的，最優這一提法不科學，不符合馬列主義，最多只能稱為較優。」於是華羅庚只好帶領他的弟子們連夜加班，將展示板裡的「最優」統統改成了「較優」。
這就是在國內待遇最好的數學家的遭遇。
以史為鑒之七十年代：袁隆平－－建國以來貢獻最大的農學家。
八十年代之前的二十年裡，中國人是在飢餓中度過的。最有名的三年飢荒，按現在俺手頭蒐集的全國僅17個省的統計資料，加起來就餓死了2100萬，預計全國的統計數字應該在2700-3000萬之間。不過，俺認為統計數字肯定有問題，算少了。三千萬是啥概念？全國一共有七十多萬個生產大隊，一個生產隊大約1000人，正常年份，每個生產隊每年死亡10-15人，飢荒三年，每年死亡25-30人，全國就會多死三千萬人。可俺那地頭，老一輩的記憶裡，死得可比這慘多了，所以俺認為三千萬這個數字，肯定是少了。飢餓的不僅僅是那三年，整整二十年，俺老家的人就沒有吃飽過。
據老一輩說，真正重新吃飽飯，是在七十年代末，以前的稻子是高高的，風一吹就倒，換了矮水稻以後，糧食真是翻了出來。報紙上曾引述農民的話說：「我們吃飽飯，靠的是兩『平』。鄧小平和袁隆平。」袁隆平的水稻南優2號，比以前的水稻單產增產20%，於1973年研究成功，1976年開始推廣。八十年代，國際組織給他的獎項多得像米粒一樣。中國有九億農民，他一個人，相當於干了兩億農民的活。有人預估，他的種子共創造效益5600億美元。假設其中分零頭給他，那麼他的資產就會大致與世界首富比爾蓋茨587億美元相當。
那麼袁隆平的真實情況是怎麼樣的呢？
截至1998年，袁隆平的月工資是1600元。
由於他做人老實本分，1953年被分配到偏遠落後的湘西雪峰山麓安江農校教書。在那裡，才華橫溢的袁隆平的職稱一直沒有提升，工資一直原地踏步，房子依舊窄小陰暗，向上爬的機會被他那些會拍領導馬屁的同事搶走了。他唯一的幸運是研究水稻。這是大夥吃飯用的東西，屬於文革中保護品種，他住的又偏遠，災難沒降臨到他頭上。
文革中他也被人整過，罪名是毛澤東制定了農業八字辦法：水、肥、土、種、密、保、工、管，他卻偏偏認為要加一個「時」字。加上整天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