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將毛澤東在滬寓居期間的重要史實記述如下。
1920年5月5日，毛澤東從北京抵達上海，寓居在哈同路民厚南裡29號，又稱安南路214號(今安義路63號)，現在這處舊址已被公布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當年，哈同路民厚南裡29號，是哈同為了收取房租編的門牌號碼，安南路214號是公共租界工部局為了收取房捐編的門牌號碼，因此這兩個門牌號碼都通用。毛澤東這次來上海居住在此的時間長達兩個月。
毛澤東這次來上海的目的：一是進一步開展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的運動；二是歡送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三是繼續籌建湖南改造促成會和自修學社；四是帶著如何從根本上改造社會的問題求教於陳獨秀。
1919年秋，湖南各界人民掀起了驅逐督軍張敬堯的怒潮，毛澤東在驅張運動中起了重要作用。那年9月，湖南進步學生彭璜受毛澤東等人重托先期到達上海，組織「平民通訊社」，發行《天問》週刊，擴大驅張宣傳。這次毛澤東一到上海，彭璜和易禮容一起急忙趕到毛澤東居住的寓所，向他匯報在上海開展驅張宣傳的情況。以後，毛澤東又經常在寓所內深入研究開展驅張運動和改造湖南社會等問題。在此期間，毛澤東也前往霞飛路(今淮海中路)花園裡《天問》週刊社去訪問湖南各界愛國人士，向大家佈置驅張鬥爭的具體事宜，並在《天問》週刊上發表了《湖南人民的自決》等戰鬥檄文。
1920年5月8日，毛澤東召集了留在上海和準備去法國勤工儉學的新民學會會員，在上海豐淞園開送別會。會上，毛澤東同大家一起著重研究了新民學會的會務問題，同時確立了學會應該採取「潛在切實，不務虛榮，不出風頭」的會風，提出今後吸收入會的新會員必須具備純潔、誠懇、奮鬥、服從真理四個條件。參加這次會議的有毛澤東、肖三、彭璜、歐陽澤、劉明儼、李思安、勞啟榮、魏璧、周敦祥、陳紹休、熊光楚、張伯齡共十二人。會議結束後，已近黃昏，大家在霏霏細雨中攝影留念。第二天清晨，毛澤東又趕到黃浦江畔去歡送肖三、勞啟榮等六名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
毛澤東在此居住期間還經常到環龍路老漁陽裡2號(今南昌路100弄2號)去拜訪陳獨秀。當時，陳獨秀已將全國聞名的進步刊物《新青年》雜誌從北京遷到上海編輯，並又在此籌備建立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醞釀建立中國共產黨。在陳獨秀寓所內，毛澤東同陳獨秀一起討論了馬克思主義以及組織湖南聯盟的計畫等重大問題。毛澤東這次來上海，對他的思想轉變起了很大的作用。後來他在延安跟美國著名記者斯諾交談中回憶道：「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毛澤東還在陳獨秀寓所看望了幫助陳獨秀搞工人運動的湖南學生李啟漢和李聲*!(又名李中)，在他瞭解到李聲*!能夠放下讀書人架子到江南造船廠去做工後，非常高興。同年11月26日，他在給赴法勤工儉學的湖南學生羅學瓚的信中寫道：「我現在很想做工。在上海，李聲*!君勸我入工廠，我頗為心動……」由於毛澤東忙於湖南社會改造等事務，身不由己，不得不打消了這個念頭。
毛澤東寓居在安義路期間，生活是相當簡樸的。當時在這幢房屋內的客堂間僅僅放著一張方桌和幾隻凳子，用來開會和吃飯。樓上臨街的房間是毛澤東的臥室兼辦公室，放著兩張單人板床，毛澤東就睡在落地長窗旁的板床上。床上鋪著藍底印花土布的被褥和白布床單，床頭放著一隻茶几。室中一張方桌，四張方凳，桌上擺的是粗瓷茶壺和茶杯，以及筆硯文具。長窗外的走廊上，擺著一張舊籐椅。這些簡陋的舊傢俱是臨時租借來的。為了省錢，同住的幾個人就輪流做飯，他們每天用炭燒小行灶，架上鐵鍋，放少量的油和鹽，吃蠶豆煮飯。為了維持生活費用，毛澤東等人還幫人家洗衣服，用洗衣服得來的錢買電車票。毛澤東還把節省下來的錢買了許多報刊和書籍，在他居住的前樓的小木板床上和桌子上放置著《申報》、《新聞報》、《長沙大公報》、《天津益世報》、《北京晨報》、《新青年》、《天問》、《湖南》、《湘潮》、《新潮》等各種各樣的書報。每天晚上，是他讀書學習的最好時間。在昏暗的燈光下，他閱讀著各種書刊，還經常在房內來回踱步，思索著改造中國社會的重大問題。
同年7月初，湖南的驅張運動取得了重大的勝利，張敬堯被趕出湖南，湖南學生聯合會也恢復了公開活動。此時，毛澤東就離開這幢寓所，動身返回長沙。
中共「三大」以後，毛澤東隨中央機關由廣州遷到上海。他積極貫徹黨的有關決議，從理論和實踐上推動全國各階層的聯合戰線，開展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毛澤東還受中共中央派遣和國民黨本部的委託，在湖南開展籌建國民黨地方組織的活動。
1924年2月，毛澤東在廣州出席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為了貫徹由孫中山先生確定的聯共、聯俄、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受中共中央委託，與羅章龍、王荷波等一起到上海，參加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工作。
毛澤東到達上海後，在端午節前後，其夫人楊開慧陪伴她的母親，攜帶她的兩個兒子即毛岸英和毛岸青一起來到上海，和毛澤東同住在慕爾鳴路甲秀裡317號、318號、319號(今威海路583弄5、7、9號)之間的其中一幢石庫門房屋內，協助毛澤東工作(解放後據老同志勘實，7號這幢房屋最有可能是當年毛澤東居住的，現沒有正式確證，故將這三幢房屋都公布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毛澤東此時一身兼數職，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擔任中共中央秘書及組織部長，同時又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擔任國民黨中央上海執行部文書科代理主任，後為主任的職務，又兼任執行部組織部秘書等。當時，由於組織部的實際工作都由毛澤東負責，因此毛澤東被人稱為「代組織部長」。可見當時他的工作相當繁忙的。當他工作實在忙不過來時，就臨時睡在環龍路44號(今南昌路180號)的國民黨中央上海執行部機關辦公室內。毛澤東有時還同惲代英、羅章龍一起到松江等地去指導國民黨區分部的工作，有時還辦理湖南學生到廣州黃埔軍校去學習的事情。
當時國民黨成份複雜，只要花一元錢，就能成為國民黨員。為了幫助國民黨改變這種嚴重渙散的局面，根據國民黨「一大宣言」精神和孫中山「除惡留良」的指示，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組織部在毛澤東的主持下，對各地組織進行調查，對舊黨員實行重新登記。有一次，在搞登記工作時，國民黨元老謝持(後成為國民黨右派)不服氣地衝著毛澤東問：「我是謝持，誰管填表工作?我不登記!」並帶動一批人無理取鬧，大叫大嚷道：「我們不來填表，年紀輕輕的共產黨人倒來問我們的履歷!」毛澤東當即理直氣壯地說道：「不來登記，就喪失國民黨黨籍。必須維護革命紀律，沒有紀律就無法革命。」這樣一說，這些鬧事的人也就無理可講了，最後不得不參加登記工作。通過黨員登記工作，清除了國民黨內的一些極度腐敗分子。
與國民黨右派勢力的鬥爭是事關國共合作長期存在的關鍵。為此，毛澤東等中共黨員與國民黨右派的破壞活動展開了必要的鬥爭。1924年8月，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發生右派毆打邵力子致傷事件，毛澤東立即與惲代英、鄧中夏、瀋澤民等人聯名上書孫中山，控告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實權人物葉楚傖「主持不力，跡近縱容」，要求嚴懲凶手。同年10月，又發生右派雇佣流氓毆打發表反帝演說的上海大學學生黃仁被毒打致死事件。經毛澤東等共產黨人的堅決鬥爭，使國民黨上海執行部作出撫恤死者，開除肇事者出黨的決議。
毛澤東還積極推動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其他各方面的工作。先後成立平民教育運動委員會、婦女運動委員會、青年委員會，使它們成為發動群眾、組織群眾，推動國民革命運動的重要組織。特別是負責廣州黃埔軍校在上海的招生事宜，為黃埔軍校招募了一百多名優秀學員。以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的徐向前，就是由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招考，經廣州複試而成為黃埔軍校第一期學員。在此期間，毛澤東還積極發動國民黨區黨部去開辦平民學校，從工人中吸收和培養革命幹部。
毛澤東居住在慕爾鳴路甲秀裡期間，經常在外面工作到深夜才回家。於是楊開慧白天就在這幢寓所內料理家務，哺育年幼的兩個孩子，還幫助毛澤東謄寫文稿和材料。同時她還直接投身到上海的革命活動中去，並與早期著名的婦女運動領導人向警予一起，積極參加婦女運動。她還經常到平民學校去教書。滬西小沙渡(今西康路一帶)都是紗廠，是貧苦工人的居住地區，黨組織在那裡辦起了平民學校。於是楊開慧就抽出每週兩個晚上到那裡去教書。小沙渡靠近蘇州河的岸邊，夜深人靜一片荒涼，但楊開慧毫尬肪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