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有兩點我們必須認識清楚。
第一，很多實行民主的國家，他們最初的國民素質和經濟發展水平都遠遠低於目前的中國的現狀，而且都趕不上我們中國的五十年代。美國最初實行民主時，還是一個農業國（而工業化是1807年開始，到1860年才完成的），城鎮居民僅佔總人口的6 ％左右，我國目前是36%；1800年美國人均國民經濟總產值也僅231美元（按1965年的物價計算），而我們現在據官方的統計數據不是吹噓已達800 美元左右之多嗎？雖然我國1/4的成人是文盲，並沒有實行義務教育制，但世界上的義務教育制是19世紀中葉才開始的，比民主制要晚得多。美國最早的義務教育制起始於1832年的賓西法尼亞洲，到1870年才在全美國普及不到2/3，在這以前的別說是普及義務教育，就是普及教育也遠遠不如現在的我國。實行了民主制的印度，別說當初是全世界最落後的地區，就是今天他們在公民素質和經濟發展方面，也還是遠遠落後於我們中國。十多年前的前蘇聯和東歐的巨變，並不是因為他們經濟富裕和文化素質比我們高了許多，而恰是因為他們的國民經濟走到了積重難返的崩潰的邊緣上，他們的政治文化也走到了極權專制腐敗透頂而又殘酷難忍的程度上，並且至今由於專製造成和遺留下來的基礎經濟匱乏及其政治腐敗等嚴重問題，也還是讓新的並不完善的民主政權難以一下子解決好和恢復好的已經大傷元氣的問題，甚至還要為此揹負著沈重的負擔而走艱難又比較漫長的道路，就像一個人的疾病早期不治而到了晚期一樣，再想恢復正常，則不是一朝一夕的了。其富國也不一定就是必然的民主制。比如新加坡是亞洲四小龍之一，但他們實現了經濟市場自由，而仍然沒有實現政治民主自由。當時的納粹德國，可謂是世界的強國之一，但卻成了國家社會主義的法西斯帝國。民主是靠歷史的政治環境和人民自己爭取人權條件造成的。原始的民主起源於古希臘的城邦民主制，2500年前的雅典就實行了約有歷史200多年的民主制；我們的春秋戰國時期也基本算是或接近是，可見那時的生產條件與公民文化素質是怎樣的。中共在延安抗日時期以民主作為動力口號，所以才動員和吸引了一大批中華英雄兒女去奔赴延安的。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就是論在中國準備建立多黨民主聯合政府的。那時中國是什麼條件？難道會比現在好？現在，一面大力宣傳說中國國民素質低而不能實行民主，可另一面又在素質最低的鄉村大搞基層民主，為什麼不在文化素質高的大中城市搞，怕什麼，這又怎麼說？我們的專制主義者，他們一方面以教育不發達為理由，硬說中國沒有實行民主的條件，可在另一面又一再削減教育經費在國民經濟總產值中的比重（目前只佔3%左右），教育經費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均位於世界的後列，甚至還要排列在許多非洲貧窮國家的後面。這就不難看出，實際上藉口所謂國民素質低和經濟落後等理由而無法搞民主的說教，這是根本站不住腳的，也是毫無決定意義根據的。雖然公民素質的提高和國民經濟的發展，這是有助於民主制的建立與發展，但也絕不是實現民主的先決條件。當我們對內對外要打人權牌時，我們就要特別強調我們經濟落後和公民素質低的特殊國情論，而當我們對內對外要打主權牌時，我們就又要大肆高唱我們經濟富強和國民文化經濟水平空前提高，等等。這些，無不都是為了維護一黨專政的既得利益而陰謀製造的愚民教育、洗腦宣傳的慣用伎倆而已，目的是麻痺和愚弄人民，混淆國內外人民瞭解真像的視聽，特別是以獨家新聞封鎖來控制言論新聞自由而施行愚民統治，使之專制既得利益更長遠地穩固下去。
第二，藝術話語權力是屬於人的言論自由權利，而言論自由權利，是人的第一天賦人權，是人本能所具有的，這也就是人本身天然的自由權 ──會說話、要說自己的話──說真話──並能以能夠影響更多公眾的公開透明傳媒方式去講真話──這才是知識份子的話語自身權力。這是與生俱來的，是爹媽天生就本能帶來並由我們自身不斷具有的人性善良知識所遺傳發展而存在下來的。換句話說，這個權力並不是靠極權專制者所恩賜給我們的，是我們自己本來獨有而可以使用的。它一是用來自衛，二是也能用來為同類他人代言的基本人權。所謂基本人權，就是指人的政治權利，因為人是政治高級動物，而低級動物是沒有政治性的，所以才叫人權。這一點也就是天賦人權概念的來源，而專制主義所大肆宣揚的生存權，那不僅是人的權利，也是其他動物的天賦權利。適著生存嘛，凡是生存下來的動物，都具備了這樣的簡單生存權利。這里特別講明這一點，也是這裡使用人權一詞的真正原本定義，而絕不是專制定義的偽人權。在自由民主國家裡，這個作為一般而言的人權即言論自由等政治權利，是人人法限公證平等享有的。在極權專制國家裡，這個作為憲法還規定擁有的言論自由公民政治權利，而在社會實際生活中卻已被統治者完全剝奪了。由此這樣一來，在極權專制國家裡的言論自由公民政治權利，就失去了它法限的實際存在意義的有效能力的權力性，廣大的普通老百姓就只有了僅僅是生存權的如同牲畜豬狗一樣的動物權而非人權，也就是完全喪失了作為人性的人本能的天賦人權，所有的（政治）人權成為了奢飾品和專供少數有行政權力階層人的壟斷政治資本。這也就是說，在集權（極權）或稱威權（專制）統治的國度裡，人人或人民當家做主的基本政治人權，已從人本能力的天賦資源中被少數人壓制下來，或被他們從意識形態的人人參與的領域裡清場出去，並將其在完全違犯人道和反人類的強權壓迫前提下定為「非法」，使之這個社會裏的大多數的沒有掌握政治權力話語的人，其要想獲得基本的屬於他們自己的人權，他們除了要向統治權力者不斷地以身師法去抗爭或勇於犧牲去爭取而外，那麼他們就已經完全失去了有法力保障和社會合法化的有力支持。在這樣的情況下，由於我們作為人民中的知識份子階層，特別是作為知識份子中的精英代表──文學藝術工作者──由於我們掌握了各種專業知識，特別我們握有了可以用形象語言這種具有更大影響力的和更有藝術多種表達方式與渠道的特殊話語權力，我們就具有了比一般普通老百姓更多代表自由權利發言的機會和更多抗爭極權統治的理由及其這種廣泛影響的能力，所以我們所具有的既能為自己的正當權益自衛人權而又能為他人弱勢群體爭取人權的特別職責性與歷史賦予的神聖責任性，也就突顯重要起來。要知道，專制極權者，就是因為他們握有了暴力統治權利，而才具有了不可一世的權力話語；而我們在專制統治下的知識份子文人，則是由於握有了抗衡暴力統治的真理力量，而自然具有了不可戰勝的話語權力。這也就是說，他們因有了統治暴力，而行政權力話語才在他們手上掌握；但我們因有了知識道義，而真理話語權力便在我們這裡無比有力。道義是會最終戰勝腐朽的，真理也會最後戰勝邪惡的；真正代表人民的人，最終都會戰勝假借代表人民的以專權暴力統治來壓迫人民的人。這也是被無數歷史證明了的事實！
當然，在專制時代，我們的這種言論自由、我們的這種藝術話語權力其在真正行使（抗爭）過程中，那是肯定會被屢遭封殺的，有的還會因此付出個人犧牲的慘重代價，但封殺一時，卻不能封殺永久；封殺一個知識份子文人，但只要還有那麼多知識份子前仆後繼，最終肯定被封殺的反倒要戰勝封殺者本身；鐵製黑夜再漫長，也不會永遠阻擋自由光明的到來，況且子夜會永遠準備著黎明的誕生。這是正辭一方面的必然結果，而反辭另一方面的同理，也可以必將這樣證明，越是封殺我們的自由言論和藝術話語權力，越說明極權統治者的心虛力弱；越說明我們的專制主義體制已經到了最後氣數已盡的時候了；越說明連非暴力的基本人權言論都不能容忍的可悲的必然民心徹底喪盡的猶如晚期癌症病人一樣的垂死掙扎時期的來臨；越說明我們的自由言論和藝術話語權力一旦真正行使起來後就無不令他們膽戰心驚的巨大核威力……我們可以回頭往前看，印度的布衣總理聖雄．英．甘地所領導的著名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不是使印度和平趕走了英殖民者並取得了人民民主的勝利嗎；美國的著名的黑人維權領袖馬丁．路德．金不是以精彩的震動世界的《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說，而演說出了一個美國黑人從此徹底擺脫了種族歧視的黑暗歷史的偉大紀念日嗎；南非的前黑人總統納爾遜．曼得拉不是以幾乎大半生的坐牢，於是就坐出了一個自由而又全民族完全和解的新南非嗎；坦尚尼亞的首任民選總統尼雷爾不就是號召他的反對黨集體輪流主動去坐政府的牢房，這樣一舉把專制政府坐垮的嗎；即使在前蘇聯那樣的殘無人道的黑鐵暴政統治下，蘇聯體制內的以亞．索爾仁尼琴為代表的連高爾基都包括在內的大多數著名作家，他們不是選擇了不甘沉默狀態下的不時發出的對抗聲音，就是一直決不投降的以異議人士身份的或者流亡或者坐牢的英勇致死的堅決抵抗，而最終不也是在死囚裡或者在逃亡日月下有幸迎來了蘇聯帝國的解體和偉大祖國的巨變嗎？！前捷克作家總統哈維爾，當年他就是以資深劇作家的身份來號召和發動了捷克幾乎全體作家都首先採取的與專制政權決不合作的和平怠工運動，並以藝術的話語權力捍衛捷克人民的自由權利、爭取民主訴求，從而帶動了各界知識份子，很快影響了普通民眾，一下子迫使專制極權者交出了政權於人民……這就是我一貫所說的在黑暗時代的人的內心必須保持的最後一道光亮（必要性和偉大性），這也褪竊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