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春運從1月7日開始，時間為40天，至2月15日結束。由於今年春節來得比較早，因此較比往年，今年春運的客流量仍然很大而且客流集中，運輸部門將面臨著很大的壓力……」──引自CCTV報導。
近年來，隨著網際網路的迅速發展，國內外各大新聞網站都對世界各地發生的大事小情，作有充分和及時的報導，而且內容詳實，也更客觀全面。因此，我幾乎很少看國內的報紙和電視節目。即使偶爾看電視，也只是對抓到薩達姆這樣的新聞才感興趣看一看。然而每當在春節來臨之際，電視上報導的春運畫面，卻不能不使我心動，並自然在瞬時浮想起自己的當年，甚至感到就好像自己仍然身在其中一樣。
在上個世紀70 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正在中國北方的一所大學讀書，每年放寒假都要回家過春節，而往返一路上所要經歷的一番磨難，至今都還記憶猶新，難以忘懷。回家這一程還好說，在學校可以預定座號車票，儘管車廂裡擁擠憋悶，但起碼有個座位，比站著的旅客還是幸運了很多；再說這是回家，心情也高興，克服一下也就過去了。然而在返回學校的這一程，由於事先買不到座號票，好不容易擠上了火車，也只好一路站著。特別是在10幾個小時路途的後半程，體力開始不支，站也不是，靠也不是，偶爾被有座位的人允許搭邊兒坐一會兒，一時真有種感激萬分的心情發自心底。記得還有幾次要故意在廁所裡多逗留些時間，以換換清靜和呼吸一下更好一點的空氣。那時年齡小，離家和回家本來就是兩種截然相反的心情，又加之路途上遭受這份罪，內心的酸楚和鬱悶更是雪上加霜。多次一回到學校就像生病了似的，幾天後才緩過勁兒來。今天回想起來，真不知道那時是怎麼挨過來的──
那時坐火車就總是這樣想，我國的交通狀況何時才能改善？出行怎麼會是這樣？也許真就是因為我國人口多？也許10年後20年後該不會是這個樣子吧。然而，看到接下來的一組電視畫面時，內心裏就不得不發出一連串的追問。
人們排著長隊購買車票──站裡站外人滿為患──候車室擁擠著──站台上奔忙著──提著編織袋扛著大包抱著孩子──煙氣濛濛的車廂裡──站坐難耐的旅客──疲憊不堪的面容……。隨著鏡頭的移動，播音員的畫外音說到：「今年春運期間，將會出現「學生流」、「民工流」和「探親流」的集聚重合，形成客運高峰。國家改革發展委員會預測：全國旅客運量將達到18.9億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長3％左右。其中：鐵路1.37億人次，增長2％；道路17.17億人次，增長 3％；……」看到這些彷彿讓我又回到了20多年以前。
時至今日，中國的交通運輸狀況為什麼還是如此緊張？衣食住行是人的最基本需要，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了，國民經濟增長水平平均都在8% 左右的高速上，但人們的出行為什麼還是這樣窘迫？與現代人所要求的那種體面出行為什麼相去甚遠？國民創造的財富交納的稅金都花到哪裡去了？！據媒體報導，每年的公款吃喝竟然吃掉了1000億元人民幣；腐敗官僚們的坐騎每年也要耗掉幾百個億；搞個慶典或儀式也要花掉幾個億或幾十個億；等等。更不可思議的是，近1億左右在城市裡打工的民工竟然被長期拖欠工資，數額高達1000億元人民幣，這些擺在官方媒體上公開發表的數字，不能不使人看得眼藍和心跳！有良知的人們不禁要大聲怒問：中國怎麼了？！
所謂的可持續協調發展戰略，確實應該按照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提出的「三貼近」（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原則，做出科學的調整和安排！但是，要想真正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要在政治制度上和監督制度上進行實質性改革，必須對公職權力建立起有效的監督機制，否則一切都只能是紙上談兵，白費口舌，社會上暴露出的這些尖銳矛盾仍然無法得到真正解決。
最近，經濟學家胡鞍鋼公開肯定與呼籲，國家的決策機制必須發生轉變，應該由「領導決策」向「問計於民」轉變。他尖銳地說到：「在那個時代，重大決策大都是由主要領導者決定，有非常成功之處，也有重大失敗之處，這是當時決策機制的重要特點。實際上，在不少決策失誤中，事先或事中並非沒有不同甚至反對意見，有的甚至還很強烈，但是，這些意見受到了壓制，有的甚至演變成嚴酷的政治鬥爭。馬寅初等因主張中國實行計畫生育政策而受到嚴厲批判，就是典型的例子。」
試想一下，如果僅僅把上面提到的被揮霍的公共資金，哪怕是一半兒，用在交通設施建設上，那會是什麼結果，起碼站著過年回家的旅客都會有個座位，在旅途中可以坐下來觀賞窗外的曠野景色，甚至可以陶醉在悠閑的旅行樂趣當中。而且，類似令舉國歡慶與驕傲的「神五」上天那樣的科技成果，也不會引起那麼多人在心裏對其真正意義和價值產生懷疑或質疑！
作為每一位人心是肉長的公民，在面對今天如此嚴峻的春運形勢，都應該懷著一種將心比心的情懷，儘可能地幫助他人，特別是對待上面提到的 「三流」中的「民工流」，應該給予更多的關注。他們實在是很不容易，一年在外不要說勞作艱辛，還經常被老闆呵斥，有的可能還被拖欠著工錢。他們在城裡打工，時常也會遭到什麼人的白眼和鄙視。真是豈有此理！
記得過去城市裡的青年學生，對種地的農民是稱之為農民伯伯的，然而今天這些一樣過去種地的農民來到城裡打工，地位和輩分卻都發生了改變，甚至倒了個個兒。他們自覺不自覺地對城裡人，無論比自己年齡大還是年齡小的，一般都要用「城市大哥」或 「城市大姐」來稱呼。每當遇到這種情形，我內心總有些不是滋味的感覺。他們的這種謙卑很讓我感到不自然，也同時會產生更多的聯想。所以我也很想借這個話題，用他們的稱謂說：城市大哥大姐們，拜託了，再多一份理解與愛心吧，善待他們！真的，他們在城市裡，對環境是陌生的，過馬路時是慌張的，請你開車慢一點，讓一讓；他們在跟你打招呼打聽點兒事時是怯生生的，請你和氣點週到些。怎麼樣？這不光是因為他們為建設我們的城市出了大力流過大汗，更因為他們是與我們一樣的人！
認真分析一下，民工們回家過年，總比學生們回家過年更費周折。他們沒有學校統一組織購買預售座號票的便利，更沒有國家優惠的半價待遇。他們得排長隊或者多掏手續費買高價票。坐火車根本捨得買臥鋪票，乘輪船只買通鋪大艙票，坐汽車大巴也多半要選擇票價最低的那種隨時可能拋錨的爛尾車，路途上吃個麵包喝瓶礦泉水也會盤算一番。如果沒有拿到足額的工錢回家，也許在路上還是帶著一肚子的火氣也說不定呢。所以我也很想說句公道的話，拖欠民工工資的爺爺奶奶們，行行好，讓民工們舒心地回家吧，千萬別讓人家，既在城裡流汗水又要在回家的路上心裏流淚！
我們知道，三農問題（農村問題、農業問題和農民問題），在2003年年初的全國農村經濟工作會議上，已被列入國家首要關注的重點問題。這三大問題的核心就是農民的收入問題。據媒體報導，農民家庭收入中的43%是由進城打工來創收的。去年10月27日溫家寶總理考察重慶時，一位名叫熊德明的普通農村婦女，現場向總理反映了自己的丈夫被拖欠工資2240元後，僅僅6個小時，這個農民家庭被拖欠了兩年多的工資就如數歸還了。總理為民工討工錢的事件，正在引起全社會的熱烈討論和強烈迴響。臨大年三十兒還差10 來天，其他民工們被拖欠的工資，能否在這之前得到償還，已經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欠錢賴帳本來就是不道德的行為，而拖欠或剋扣貧困的民工血汗工錢就更失去起碼的人性道義！趕緊還錢！別再搞什麼06年08年的還款計畫！這可不像當年追討「三角債」似的，一推六二五，最後都成了死帳。民工們認的是盡快可以摸得著看得見的鈔票！
總地看，民工是我們這個社會中生活最困苦的階層，他們肩負很大的社會負重，拖家帶口，度日艱辛，屬於金字塔最低層的大眾人群。因此把關切目光投放在民工們身上，也許才是一個健康社會所最不可忽視的。我注意到，2003年春運期間湖北、四川等民工集中的省份，還特別安排了民工專列，讓民工們坐著回家，這是非常好的措施，不知今年會不會這樣，其實只要想辦法，即便在現有運力的條件下，也是可以大大緩解春運緊張壓力的。
春運是一篇真正牽繫千家萬戶的大文章，全社會各個方面都應該積極行動起來，為營造出更和諧更人性化的良好局面，做出不懈的努力。面對我們國家的現實，還是有潛力把春運工作做得更好些更美些。比如每個市地的車站碼頭，掛上一條橫幅，寫上「歡迎你們春節回家過年！」或「你們辛苦了，家鄉的親人正期待著你們歸來！」以及做一些實實在在便民事情，如環境衛生、售票便利、秩序井然、服務態度溫和，等等。別光是扯著「請勿攜帶易燃易爆物品」那樣警示性的橫幅，環境髒亂差，無溫情又無秩序；車站出口處的出租車不能隨便選客拒載，一出站口就遇到乘車被拒載，在歸來者的心中整個的城市形象和家鄉感就沒了。
說實在話，各市地的官員們注重抓形象工程是對的。我看2004 年春運就是個很好的平臺，而且花錢少，效果好，順人心。拿出千八百塊錢，在城市窗口──車站的出入口處，挂出上面說到的那種富有親和力的橫幅，並嚴抓整治出租車司機的職業作風，為迎接春運作好準備。我想做好這件事，雖然很簡單，但卻非常暖人心，迎合了遊子歸來那熱扑扑的心懷。同時，一個城市的窗口形象也會大為改觀。一回到家鄉就頓時感到與在外地的不同，久違了的鄉土親情撲面而來，就連呼吸的空氣都會感到那樣的清新，那般的和悅，真是風也調順，土也慰心，人彩翟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