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4年開始，胡溫新政所要面對的，正是一個進入高風險期的大陸社會。我之所以預測中國大陸進入高風險期，是基於以下分析：
第一，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江澤民時代，許多矛盾已相當尖銳，最高權力的交替，進一步催化了矛盾的發展。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地方權勢集團利用權力強征土地，謀取私利。從籌備中共十六大的2002年開始，地方政府就紛紛趁高層鬥爭之機，更加放肆地強佔農民的土地和拆遷民房。大陸媒體形容權勢集團在爭吃"最後的免費午餐"。實際上，這場瘋狂的"圈地運動"並未因十六大結束而停止，而是延續到了2003年。越來越多受害者或因無路可退，或因寄希望於新領導人，起而抗議或上訪，矛盾空前激化。
第二，如果胡、溫採用江澤民時代的高壓手段，繼續打壓民眾對權勢集團的反抗，雖然可以保持一段表面的穩定，但是，這不僅與胡、溫執政的理念不一致，而且在政治上並不利。胡溫不僅將因此而失去民心，還將鼓勵權勢集團更加肆無忌憚地侵害民眾的利益，加速大局失控。但是，胡、溫若訴諸理性的手段緩解矛盾，也包含很大的風險，權勢集團和民眾可能把胡、溫的仁政解讀為軟弱無能，而更加各行其是。
第三，臺灣問題也令大陸方面越來越棘手。臺灣選民的主流，尤其是青年一代，對大陸的專制體制越來越反感，導致支持和同情台獨的勢力迅速成長。最近臺灣政局的重大變化，實際上反映了臺灣新的政治力量對比，而非陳水扁競選的陰謀能夠解釋。由於信息的扭曲，中國大陸的政治生態，包括大陸新領導人的思維方式，對臺灣內部的這一重大轉變完全沒有準備。這意味著，大陸新領導人真誠地認為，對臺灣的變化別無選擇，只有準備一戰。這種思維方式的後果，在國內將加大軍隊的政治權重，在國際將招至越來越多的抵制。
第四，各種傾向的"權力追逐者"，將不會給胡、溫時間和機會穩住陣腳，而要以一切方式對他們的領導權進行挑戰。這其中既包括胡、溫在中共內部的權力競爭者，也包括大陸和海外的激進民主派。海內外的媒體，從自己的利益出發，也必然抱著一種"惟恐天下不亂" 的心態來炒作輿論。因此，任何一個重大的突發事件，都會給這些人"興風作浪"的機會。
最根本的問題是，在江澤民執政十年中，他為一己之利，拖延了許多重大的改革。大陸的市場經濟雖然有了飛速的發展，但地方精英和民間社會都沒有機會成長起來，能夠及時地協調和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克服經濟成長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胡、溫一方面不得不繼續倚靠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來應對江澤民、朱鎔基留下來的許多緊迫的社會和經濟問題，另一方面，又要著手對這個腐敗的國家機器進行根本性的變革。這種自相矛盾的處境是胡溫新政必然遭遇高風險的主要原因。
那麼，胡溫新政有沒有成功的機會呢？我相信他們變革成功的機會要超過前人。因為這兩位領導人看來都是善於學習的人，而他們又有幸處在一個信息非常充分的時代。如果他們能夠吸取中外社會變革的一些關鍵的經驗和教訓，他們就有很好的機會取得歷史性的突破。我尤其希望的是，他們能夠認識到這樣一點，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進步，一定要給地方精英和民間社會真正的成長機會，否則，任何美妙的口號都會變成少數中央精英攫取壟斷權力的工具。
RF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