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得友人介紹，與戚結識。甫一見面，余即謂之，少年時代，曾夜讀其《袁崇煥》一書。時隔四十載，對其與羅爾綱等關於李秀成自述的論爭文章，仍歷歷在目，恍如昨天。戚面露喜色，瞬即拉近彼此距離，此後談話過程，基本上是有問必答，未有顧忌。
一、從十六級幹部到中辦代理主任
余笑問道：文革中，老兵譏諷你僅為十七級幹部，然否？
戚答：非也。十六級，比彼等所言高一級（大笑）。
余又問道：外間有傳你是山東大學歷史系畢業？
戚答：否。本人僅為中學學歷。歷史，全憑自學。
戚隨後爽快地談及了早年的經歷。稱，１９４２年隨父到上海（父為滬上報關行低級職員，屬當今所謂「藍領」）。未幾，就讀於據稱是國人在上海創辦的第一所中學－－南洋模範中學。在校期間，接受進步思想，投身地下學運，十七歲加入中共。上海解放後，被選送至北京中央團校的前身－－勞動大學學習，１９５０年５月４日－－戚對這個日子記得特別清楚──分配到中南海，時年僅十九歲。
戚報到處，為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主任師哲，副主任江青、田家英（戚著重說明，江的名字排在田前）。師哲離開後，未有任命正職，由田負責，重要問題與江青商量。
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屬中央辦公廳編製。「八大」以後，取消中央書記，稱中辦政治秘書室，其實，就是毛澤東本人的秘書室（在提及毛澤東及周恩來時，戚一般都循習慣用「主席」和「總理」的尊稱。這裡及後文引述戚的話時稱毛、周，是余行文時所改）。其它中央書記，各自另有秘書班子。初時最重要的工作，是編《毛選》１－３卷，戚是田家英的助手，負責校對，一篇文章，逐字逐句讀著校，要讀五六十遍。
余問：勞動大學結業後，為何你能千里挑一，到毛處工作？
戚答：可能是成績拔尖，理論水平高吧。
事後，余想起江青也是山東人，籍貫在這裡是否起了些作用？可惜當日沒有來得及問戚。
戚說，五十年代後期，秘書室有五個科，其為一科科長，級別定為十六級，此後再未曾調整過。
余問：一科是干什幺的？
戚答：主要負責處理毛的來往信件，兼管來訪接待。
余問：那你是否「一組」成員？
戚似乎覺得這個問題問得外行，稱：不是。戚回答的語氣給余的感覺更似乎是不大看得起「一組」的人。余後得知，「一組」屬中辦警衛局管，負責毛的隨身警衛、飲食起居，與「政治」不沾邊，與政治秘書室更是兩碼事。
戚繼續說，評李秀成自述一文得毛褒揚後，１９６４年夏，陳伯達點名要其到《紅旗》雜誌負責歷史組工作，毛首肯，但有言在先－－如有事須隨傳隨到，故此，戚的中南海甲區出入證一直沒有收繳。在《紅旗》任歷史組組長，也就一年多的時間，１９６６年春夏之交，組成文革文件起草小組，為成員，５月，起草小組正式定名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仍為成員，同時調回中央辦公廳。夏天，被任命為中辦秘書局副局長，局長是童小鵬。
中辦秘書局是將政治秘書室、機要室這兩個毛自己的秘書、機要班子，和習稱「後樓」的中辦研究室三合一而組成的新機構，與中辦警衛局、機要局等同級。第二年夏天毛澤東南巡，汪東興隨衛，毛指定戚代理中辦主任，為時很短，僅兩三個月。
余說，讀過戚寫於近年的《毛澤東秘書田家英被暗殺？自殺？－－一宗至今未了的歷史要案》（香港《明報月刊》２００２年１２月號），文章不長但說理充分，邏輯性很強。其中有一段話引起余的注意：「田家英的真正錯誤和他自殺的原因，也應給予實事求是的分析」。讀後曾請教過知情者，大概猜到戚所指何事，這日，向戚求證，戚點頭稱是。
余又問：評李秀成自述，是否上頭旨意？與當年重提《逸經》的瞿秋白獄中自白有無關聯？
戚答：誠然，文章發表後，得毛擊掌讚賞，並在一張刊有此文的報紙空白處批曰：「白紙黑字，鐵案如山。忠王不忠，不足為訓」（這張報紙後來不知所終），但該文寫作完全是個人行為，絕非奉命文章，與對瞿秋白的再評價，亦無絲毫關係。
二、毛、江不可分
戚至今仍認為，其１９６８年１月被毛、江所拋棄（「拋棄」是余的說法，戚沒有用這個詞），是由於對來自上海的一批有關江本人的材料處置失當所致。而在余看來，即使沒有１９６８，也會有１９７６，戚的厄運，終究難逃。
從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６８年，是戚人生高峰的十八年。而自１９６８年被關進秦城單獨囚禁直到１９８６年出獄，戚的人生低谷，恰恰又是十八年。前十八年，戚將毛看作恩師，後十八年，毛理就是他的ｗ星。戚以前曾對人說過，前後相抵，扯平。而今天的戚，心底似乎已平靜如水，談及往事，沒有流露出一絲對毛的怨恨（至少，余沒有這樣的感覺）。
余問：記得文革三十年之際，《亞洲週刊》曾採訪過你，那一期雜誌，我至今還保留著。那一次，對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有關毛私生活的描述，你認為是隨心所欲的編造，今天，你仍這樣看嗎？
戚答：對，我仍這樣看。我在中南海十八年，雖非「一組」成員，也算是接近毛的人，怎幺就一次也沒有碰見過李志綏所說的那種情形？毛不是一般的領導人，他是天字第一號，隨衛人員眾多，一舉一動，都逃不過警衛的眼睛（毛亦因此發過脾氣，認為失卻人生自由）。毛的房間有一特點，就是沒有可以鎖得上的門，房間門上只挂有布帘子，「一組」的人不用敲「門」也無從敲「門」就可進入，怎幺會有與別的女孩子「大被同眠」的情形發生？
余問：你對江青總體印象如何？
戚答：她就是小心眼，好報復，當黨和國家領導人，遠不夠格，但沒有現今人們普遍所說的那幺壞。毛、江的關係一直很好，感情甚篤，直到晚年，尚為如此。說毛對江沒有感情，那是騙人的話。
以上有關毛、江個人品格的觀點，戚聲言為其本人近距離觀感，余未予置評。而至於毛、江與世界潮流背道而馳的治國理念及因此給國人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余雖感同身受，惟因時間關係，未及與戚展開討論。話題轉入了一些戚當年經歷過的事件。
三、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兩個細節
據余所知，戚是１９６６年５月北京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列席者，當日求證於戚，戚說，他參加了。
余問：「５。１６通知」是如何舉手通過的？
戚答：先是主持會議的劉少奇請出席會議的政治局成員表決，未有反對意見。其後，劉少奇再向坐在後排的列席人員說，你們也表表態，這樣，列席者也紛紛舉手，算是出席、列席會議的人都「一致通過」，但後者應不計入票數。
余問：有著述提及會議過程批陸定一時，林彪寫有一葉群的「處女證明書」，會議參加者人手一份，閱後收回，然否？
戚答：沒有見過這幺一個「證明書」。批陸時，發過一份材料，是陸夫人嚴慰冰寫的匿名信。此事是嚴慰冰很不對，在嚴信之前，黨內高層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不正常的事──黨中央副主席的家庭受到了不斷的來歷不明的騷擾。
筆者認為，戚的回憶應與事實相符。以邏輯推理，既然是批陸的會議，不可能只發林的辨解而不發陸、嚴的「罪證」，不可能只有「果」而沒有「因」，僅發林的「證明書」（即使假設是有的），能說明什幺問題呢？而以上兩個細節情況，筆者從另一位會議列席者處也得到了證實。
四、「５。１８講話」的整理者
論及５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的過程，戚說，這次會議，名義上是劉少奇主持，實際上，起核心作用的是周恩來，周比劉更能領會毛的意圖。
林彪「５。１８講話」，是周恩來要他講的，林彪說：「常委的其它同志要我先講」，指的就是周。講話記錄稿先由中辦的工作人員梁川作了初步整理，再交戚作進一步整理，因為林講了很多歷史上官廷政變的例子，這些剛好是戚熟悉不過的東西，可得心應手地加以史料上的核對和文字上的加工。戚基本是按記錄稿整理，沒有作任何大的增刪。林彪看過整理稿後十分滿意，說戚是高水平的整理。
余說：周也有講話。
戚答：是。但周講得比較零散，沒有林系統。周講話的主題是反修，講話中對陸定一罵得最厲害。
戚又說，今天看來，林的講話有點歷史唯心主義。歷史地看，林彪功勞很大（對林的這個評價，戚重複了幾遍），在東北，面對蔣集團最強大的軍事力量，戰而勝之。
五、目睹毛給江的信被燒燬
余問：有關毛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給江青的信，外間有所質疑。你是當時的中辦秘書局負責人，是否知道有這幺一封信？為什幺今天我們看不到這封非同尋常的重要信件的原件？
戚答：可以肯定地回答你，有這封信。你可以看看這封信的字裡行間，完全是毛的風格，而毛的風格，是任何人都難以模仿得神似的。江青收到這封信後，覺得應該在黨內最高層部分人中傳閱，得毛同意。傳閱過程中，周恩來抄了一份，陶鑄亦抄了一份。
余問：毛的信，傳閱者可以抄嗎？
戚答：可以。據我所知，周處還有大量的毛其它批件的抄件。
余說：你的回憶，與官方解釋有出入。官方的說法是，毛的信在發出前給周恩來、王任重看過，毛叫秘書抄了一份。１９７２年５月作為批林整風匯報會議文件印發的，是毛秘書的抄件。
戚答：當時，我負責毛的文件的保管，沒有這樣的印象。以後印發的，應該是根據周恩來的抄件。
余問：那幺，在江青處的原件呢？
戚答：林彪知道毛有這幺一封信（估計江青交黨內最高層傳閱時，林也是傳閱人之一）。在林彪從大連回到北京後的一天，葉群到釣魚臺找江青談這封信的事。葉群對江青說，林總不放心，為避免以後發生不好的影響，請示了主席，主席說，燒了吧。燒的時候，在江青的住處，江、葉在場，把我也叫去了（叫去的原因，戚推測是怕日後萬一說不清楚，好有人作證），江青說了大致情況，我無意看信哪諶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