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勝文案件亦已開始被中國媒體報導，1月12日，新華社播發了記者徐宜軍題為《哈爾濱市原副市長朱勝文服刑期間跳樓自殺詳情》的電稿，刻意抹黑朱。1月13日，北京《新京報》發表了記者王姝題為《朱勝文之妻接受採訪表示對丈夫自殺感到意外》的報導。
《亞洲週刊》資深特派員王健民是較早關注朱勝文案件的記者，他曾在朱勝文死前一個月於哈爾濱的監獄中採訪了朱勝文。以下是王健民報導：
七萬元『賄賂』這樣產生
房久林等人終於拷打出了他們要的東西，但是有關的數目必須要與『行賄方』張庭浦『招供』的吻合，於是，刑訊又開始了。他們問朱勝文：『你打開包後裡面裝多少錢？』朱回答一萬。『這時四個人一起上來掰我骼膊，說不對。我說兩萬。不對。越掰越高。我疼痛難忍，說三萬。他們說不對。我又說四萬，直到我說五萬，他們才停住了手，說「對了，到底說實話了」』。房久林等人終於如願以償拿到了朱勝文第一次五萬元賄賂的口供。
但是，根據張庭浦的『招供』，還有一次兩萬元的『賄賂』。於是，房久林等人再接再勵。他們問朱勝文：『你給他們辦完免稅後，他們得感謝你呀。』朱『意識到可能還有一次要逼我』，說他沒感謝。房說：『你給他辦完事，他能不表示嗎？你又不老實。』這時的朱勝文，由於已被打怕了，『為免再遭罪』，就再繼續按房久林的要求『編故事』，編了那年春節後第一、二天，張庭浦又去送錢的情節。但他故意在日期上做了一個手腳，把時間編在他不在哈爾濱的時候，以便法庭上翻供。
當房久林問朱勝文第二次送多少錢時，朱勝文說他『猜可能是一萬，就說一萬，他們說不對，我想那可能和第一次一樣，就說五萬。他們說辦事前已經給你五萬了，還能給那麼多，我於是又改說是兩萬，這回他們說，「對了」』。
朱勝文被指受賄罪的核心問題，是指控他收取了哈爾濱『國貿城』董事長兼總經理張庭浦兩次七萬元賄賂，因此利用手中的權力，給了『國貿城』免稅優惠，『使國家損失了數千萬元』。
對朱勝文的這項指控，首先是弄清『國貿城』免稅問題的來龍去脈，朱勝文有沒有濫用權力？然後是朱有沒有收取賄賂？據『國貿城』外方投資人、香港商人黃通國告訴亞洲週刊，『國貿城』項目是在一九九一年初，哈爾濱人民防空辦公室到海南招商，遊說當時正在海南投資的他，到哈爾濱利用原來的地下防空洞，共同開發成地下商場，平時經商，戰時備防。哈爾濱方面開出了很多優惠條件，包括免稅的承諾，終於使他毅然北上，投資一百八十萬美元，與中方合資成立了哈爾濱市國源公共設施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之後，由哈爾濱市人防辦處長張庭浦出任董事長兼總經理，黃通國任副董事長，黃還由當局安排出任哈爾濱市政協委員，和外商投資企業協會副會長。對『國貿城』的企業性質，朱勝文也進行了一些說明。他說，『國貿城』在創辦時，中外雙方原意辦成一個中外合資企業，但由於『中方市人防辦的上級考慮人防工程是國防工程』，而根據有關法律規定，中外合資企業解體後，要按投資比例劃分固定資產，因此，如果辦成中外合資企業就意味著將來企業解體時，將有一部分國防工程劃歸外方所有，『從國防角度看是不合適的』。
因此，中方即要求企業性質改為中外合作企業，因為中外合作企業解體時，外方不分固定資產。朱勝文表示，根據當時的有關規定，中外合資和中外合作企業，都享受同等減免稅的優惠，因此外方也同意了。但企業成立後，國家政策作了調整，中外合作企業不再享受減免稅優惠，外方感到吃虧了，要求中方調整，『但中方因某種原因無法辦，就一直拖下來』。後來，在一次三資企業協調例會上，國源公司要求市政府解決此一問題，否則外方將考慮撤資。
為從，朱勝文要求外資局長楊義典瞭解一下情況。之後不久，楊向朱報告，經與稅務局研究之後，考慮到國源公司組建時的特殊情況，『和對哈爾濱就業方面的貢獻』，為吸收外資，同意比照中外合資企業繼續給予減免稅照顧，並且由稅務局形成了一個紀要，朱當時表示，就按稅務局的意見辦吧。之後根據楊義典的建議，此事在市政府秘書長謝萬霖的協調下，又形成了一個紀要，朱稱考慮到稅務局已經同意，加上當時為『扶持人防工程的綜合利用』，所有人防地下企業全部未徵稅，所以就在這個『紀要』上簽了『朱』字，未表示任何意見。在一九九五年黑龍江省紀律檢查委員會調查此事時，朱勝文表示願意為此承擔領導責任。
但他否認收受張庭浦的七萬元人民幣，作為這項免稅優惠的交換，他表示後來的招供，完全是刑訊逼供嚴刑拷打的結果。
朱勝文說，專案組第二次對他的刑訊逼供，是他被關押後十天左右的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初，讓他交待瑪克威公司、北方花園和國貿城港方老闆黃通國向他行賄的事，專案組根據推理，認為瑪克威公司享受那麼多免稅，一定有給朱好處。但朱勝文說：『瑪克威公司大門朝那開我都不知道；北方花園只是開工典禮時發過紀念品；黃通國人很吝嗇，我去香港，他請我們吃飯時，用喝過的洋酒招待，他怎麼會給我錢？』
但專案組說：『到時候你就有了。』大約是十一月五日或六日的半夜，王林、宋鐵耕、梁大樹、孫德全四人，突然氣勢洶洶進入朱的監倉，手裡拿住警繩和電警棍，讓朱脫下西裝上衣，穿上他們帶來的一件秋衣，把朱按趴在桌子上，雙臂用警繩反綁在背後，告訴朱：『你不是下過鄉，吃過苦嗎？今天你要能挺過兩繩算你好漢，把你放到大街上，你要能跑出五十米算你好樣的。』
他們把朱按在桌上，往後掀骼膊。朱說他被掰得疼痛鑽心，滿頭大汗，只能大聲喊叫，王等人就拿一塊抹布堵進他嘴巴，邊堵邊罵：『喊你媽個X。』朱記得很清楚：『宋鐵耕這時用警棍猛抽我的上臂、肩部，打到後來，我的雙臂已經沒有任何感覺了，他們又猛抽幾下，見我毫無反應，便互相說，先給他鬆開活活血。』他說，打手們把警繩給鬆開，讓他兩手高舉，扶牆站著，『當時我的兩臂已經抬不起來，他們扶著我的骼膊搭到牆上，讓我站了十來分鐘』。
過了一會，打手們用同樣的方法再次給朱勝文上刑。這次他們讓朱站在地中間，四個人輪番用電警棍抽，拳打腳踢。為免再遭更大的折磨，朱勝文決定要他承認什麼就承認什麼，於是，他編了從北方花園受賄的故事，『從三萬編起，編了三次，湊到七、八萬元，我看他們聽完後，也半信半疑，但是總有成果，再看我已成了一團爛泥，就讓我脫下秋衣，結束了審訊，我當時真有死裡逃生之感，欲哭無淚』。朱勝文說，此後一連幾天，渾身傷痛難忍，喘氣肋部一動就疼，摸哪哪疼，夜晚徹夜難眠。
專案組對朱勝文的第三次酷刑逼供，發生在當年十二月四日深夜。朱勝文清楚記得：『大約晚上十點多，王林和張生走了進來，張生不負責我的專案，從未參加過審訊，但我聽他們說此人打人挺狠。他們進來之後，王林對我說，明天我離開你了，你是不是挺高興，我沒吱聲。我心裏確實高興，因他打我打得最狠。王說，今天晚上還有最後一個問題，我一聽明白了，他們還要逼點什麼東西，可能讓張生有個立功機會。』
王林和張生等人確實因為逼供朱勝文『有功』，之後都獲岳玉泉重用，有的升了公安分局副局長，或派出所所長，至今都在把持哈爾濱的公安大權。那天晚上，王和張都很直截了當，他們告訴朱勝文，要來『真格的』，『今天不行就給你吊起來，照一宿來，你酌摸，能不能挺過去』，話音剛落，張生就按下朱勝文的脖子，『上來猛踢幾腳，照肋部狠打』，他們要朱勝文交待，『國貿城』外方副董事長黃通國的侄兒、副總經理黃福林（又名黃培慶），有沒有送錢給朱。
當朱勝文回答沒有時，王和張『立即凶神惡煞地衝上來』，揪住朱的脖領，用拳猛打』，王並往外走說要拿繩子吊朱。已經被打怕了的朱勝文，此時已經崩潰，王林見狀，停下腳步說：『你說不說吧，不多，就五萬塊錢。』為免再遭皮肉之苦，朱勝文再次選擇作假口供，『他們不逼出來是不會放過我的，既然假口供多了，我也不在意了』，於是，他再次按照他們的要求，要什麼，就寫什麼，再簽字畫押。
由於被逼出來的假口供漏洞百出，像這樣的所謂『賄賂』，假的太過明顯，後來又被專案組的其他人推翻，所謂的『行賄人』黃福林，在無端坐了四年牢之後，二零零零年六月被哈爾濱中級法院判處無罪。但刑訊逼供者不但沒有被追究，還被當成『反腐英雄』和『有功之臣』，官方喉舌的中央電視臺，還在有關節目裡，把法西斯式的冷血凶手房久林，當成模範人物，稱他為辦這個案子，體重由一百二十斤掉到八十斤。
在這樣的嚴刑逼供下，朱勝文成了『大貪官』，一個所謂的『鐵案』也就如此這般地煉了出來。朱曾多次向有關機構申訴，但都猶如石瀋大海，『要求見省委、中紀委、市委或專案組的領導同志反映情況，但均遭拒絕』，就這樣一月月，一年年，希望之燈慢慢息滅。朱多次表示，『想到受到的陷害和冤屈，總想一死了之』。他終於在接近零四年之前，被逼向了死亡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