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是一位退休的中學語文教師。也是我高中時的任課老師。家、國不曾相通，師、父確是並舉的。喝過酒到六七分，他的話題偏偏就要落在從事終生的教育上。他對中學教育的總體評價是不及格，批語是：「毀人無數」。以下是他的原話：好成績（的人）往往太聽話，受害最深，喪失靈性。那些調皮的、搗蛋的，從小學到中學，緊箍咒箍上十來年，差不多都給毀了，一個個唯唯諾諾、充滿奴性。只有少數人意志堅強，有反叛精神，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加上被老師忽略，反而有空間生長。結果捱了過去，還能成器。 最後還要補上一句：你大表哥就是活生生被毀掉的例子。
父親的話也許偏激，但其實這樣的例子在我周圍，實在是罄竹難書。我小學最好的一個朋友，五年級時寫一篇作文居然就寫了十一篇作業紙，升中學考試全縣第一、考了299分。聰穎無比，前途無量，不過到初中二年級時，就在家長和學校的雙重壓力下精神失常，而中途綴學。他的悲劇在於，在此之前，因為他的功課太好，因為他一直是教育體制中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還沒有來得及懷疑，還沒有來得及做第一次弊，就被毀去了。
因為作弊，是一種自我保護。是為了避免更大的傷害而自願接受的代價。是少數人躲過槍林彈雨、藉此順利通過十餘年暗無天日的教育隧道的途徑。而且在大多數時候，如果你已經不想把自己完全出賣給教育者，那就甚至是唯一的途徑。
在小學四五年級，我們幾乎每學期都要參加縣上的各種大會典禮。因為領導們每年都要開許多重要的會議，我們定制盛裝、反覆彩排，背誦讚歌，然後在那些個重要的節日裡走上街頭遊行，或者向大會獻詞。我那個最好的朋友雷光輝，就是每一回都走在隊列最前面的那個孩子，或者站在舞臺中央向領導們高聲朗誦的少先隊大隊長。由於單純和虛榮心，雷光輝每一回情緒飽滿地朗誦著那些每一句後面都有一個「啊」字的頌詞時，我埋沒在後面的行列裡，已經開始學會了作弊。當我發現站在隊列裡的好處是可以只張嘴不開腔，我就不再羨慕雷光輝了。我從一個三好學生開始成為了一個校園中的作弊者。
其實更早的時候，當我還是一個完全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十週歲以下），在少先隊的宣誓儀式上跟著大隊輔導員龍老師一字一句地念：「時刻準備著，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作弊就已經拉開了序幕。因為即使在能夠理解這句話的年齡，從加入少年先鋒隊開始，一直到今年我年滿二十八歲正式退出共產主義青年團，沒有一天曾經把這句話當過真。我所認識的每一個同學朋友，也沒有任何一個人把這句話當過真的。但是真正的作弊者不是我，而是龍老師。因為我是無辜的，我在無法理解這句話的時候被褲衩一般的紅領巾誘惑了。刑法上有規定，凡是和十四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發生性關係，無論未成年人是否同意，都屬於強姦。這個道理我覺得完全可以適用於上述場合。當大隊輔導員龍老師帶領不明真相的我們進行一生中的第一次莊嚴宣誓時，他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作弊者。而且進而，他也是一個粗暴的強姦者。是他拿走了我精神上的童貞。
在那之後，你的漫長的一生，已經不再有真正的誓言。
相比之下，考試時的作弊反而是次要的。由於我的成績也挺好，高中以前尚未在考試時作過弊。後來成績下滑，就開始自甘墮落。然而對以後的人生更顯重
要的作弊，始終是在考場以外。初中二年級，也就是雷光輝退學之後，由於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我就被某些老師盯上了。一個喚做姚遠富的語文老師，從來沒有教過我們。但他的一場規模宏大的公開課選在了我們班上。上課之前一週，幾個成績好的良民包括我被揀選出來。姚老師問了我一個問題，要我作答。答了之後他不滿意。經過幾番近乎全裸的提示，姚老師最後將標準的答案說了出來。姚老師深謀遠慮，對我說：你可以就按照你自己開始的理解回答，經過老師提示和同學討論之後，你再按照我剛才說的來答。
果然效果極佳。這一場作弊，同時滿足了姚遠富和王怡的虛榮心。我既已失身，從此被教育者拖下了水。在高中成績下降之前，繼續夥同一些老師作案數次。這一段經歷後來想起，覺得屈辱無比。感覺就像是一場成年人對於兒童的輪流雞姦。並且發現，成績不要太好，其實也是一種自我保護。
不敢反抗教育者，不敢在老師面前說謊話，是一個學生最大的悲哀。奴性的養成，在一個以培養奴隸和良民為目的的教育體制下，在一個意識形態全面掌控的局面中，作弊，幾乎是唯一的撥亂反正，是在可以做愛之前一種最重要的能力。儘管由每一個有著作弊前科的學生所構成的社會，是一個充斥著作弊者和腐敗者的社會。但我寧願把這樣一個社會看作是對於威權和領袖的藐視和銷解。一個作弊者的社會，比起一個奴隸的社會已經好上許多倍。
不能說真話的時候，至少我們可以選擇不說假話。然而在教育者的命令下，往往連不說話的自由也沒有。被迫說假話，使說話者在教育者面前喪失了最後的一點尊嚴。紫陽二年我讀初中三年級，整整一年，沒有寫過一篇作文。當時的語文老師姓郭，我們叫她郭老太婆。她每週佈置一篇作文，那些題目已經讓我開始倒胃口了。我不想寫，就不寫。接連五次沒有交作業，第六次的題目叫做《記勞動節的一件好事》。我交了一篇《我為什麼不寫作文》上去，批評了郭老太婆的命題。我這麼做是有本錢的，因為父親在本校教高中，是語文權威，本校的教師子女在學校裡是一大派，有點像社會上的高幹子女。由於有人際關係的牽扯，一般的老師都輕易不會得罪其他老師的子女。加上我自己語文成績好，初一時的作文就在綿陽市得過中學生作文比賽中初中組的第一名。郭老太婆又是快退休的。所以她從那以後就對我不再理會，當我不存在。上課也不提我的問，更不去我父親那裡告狀。但是到了初中畢業會試，我終於嘗到苦果。由於一直不說話，說話的能力也就退化了，我自恃作文寫得好，一年不寫不練，已經失去了方向感。中考的作文題目記不得了，但和郭老太婆的命題差球不多。我最後決定在這樣一個重要關頭放棄自我，不敢冒險。按照父親教導的靈丹妙藥，所謂「總-分-總」的萬能模式，編排了一個蹩腳故事。結果作文得分極低，一塌糊塗。到現在，編故事寫記敘文都是我文字上最大的弱項。
到了1989年。這一年的作弊是鋪天蓋地的。上半年我在歷史考試中第一次作弊。歷史是我喜歡的科目，但歷史課的問答題和政治課一樣最卑鄙無恥。我不願意將那些句子化時間背下，我寧願選擇作弊，如果是照本宣科的抄，感覺上要快樂得多。不經過大腦，也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手段。有些話說著說著，就要毒發身亡，就要搞不拎清是自己的想法還是教育者的想法。那些將政治課本背的滾瓜爛熟的良民們，即使他們內心是如何的排斥和瞧不起那些東西，然而多年之後，卻不得不發現，意識形態已經深入靈魂，播下了精子，構成了精神背景當中一生也無法抹去的桌面主題。許多年之後一次同學聚會上，一位朋友告訴我， 現在才感覺到中學的政治課對自己的影響有多麼大。其實這種影響看一看由精英們組成的所謂大專辯論賽就知道了，我們的大學生們除了口齒伶俐以外一無是處。能夠拿出來支持論辯的理論和精神背景，永遠逃不脫中學政治課提及的概念。對比臺灣的一些大學生選手，精神與思想視野，簡直無法相提並論。
最大的作弊還是來自教育者。上半年的腥風血雨一旦散去，所有的教育者開始合謀為一個時代作偽證。一個十七歲少年的判斷力，幾乎全部喪失。一遍遍的在政治課、語文課，在時事政治的考試中背誦領袖的講話，構成了我們這一代人幾乎全部的精神成長。除非，你是一個作弊者。
在一個伯父的家中，我有幸和父親一起聽到了當時某省委書記楊**的講話錄音。錄音是關於傳達**中央對****的處理和揭批。楊某人窮凶極惡，口不擇言，對****的攻擊令人齒冷。楊**者，一鄉幹部耳。****任**省委書記時，楊某時任某縣委書記。一次得知趙書記要過境，不做停留。此人在必經之路攔路作弊，挽起褲腳，在路邊的稻田裡和老鄉親切交談。一舉得到趙的看重，從此步步高陞。
這段典故在本地有多種版本流傳。1989年四五月份，風聲不對、火燒眉毛。楊某人作為本省最高官員，居然藉故視察水災，離開省城去邊遠縣分避此風頭。直到大勢已定方才回來。作為****一系的省級官員，楊某唯恐表態不及，擺出一副痛打落水狗的大陣仗，不惜污言穢語揭人老底。等到年底大換血，楊**功成身退，離開某省赴全國政協副主席的位置養老。我當年專門看了報紙上楊的簡介，上面寫著：文化程度，相當於高中。
在我十七歲的時候，四川省一億人的最高行政官員，以他卑劣的作弊行徑，讓我對教育者高聲誦讀的大部分價值心如死灰。
準備高考，對於在教育者面前作弊已經習以為常的我而言，是一個鳳凰涅槃的過程。接受高考的洗禮，就是接受意識形態的洗禮。一個文科學生一遍遍背進大腦裡去的東西，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大糞。如果你不能在政治、歷史和語文課上考到平均八十分，基本上是不可能讀大學的。而如果你真的在這三課上考到了平均八十分，你的未來還有什麼真正的希望？你還有多少的機會可以清空回收站，可以對自己進行碎片整理。絕大多數的人終其一生，也再不能將那些精神深處的大糞打整乾淨了。從十二年的中小學教育中掙脫出來，我們幾乎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人是清白的。
所以大學對於我和許多同齡人的重要性，首先意味著一場大掃除的可能。我在大一讀完了范文瀾的《中國通史》，和記不清誰寫的一部《中國文化史》，基本上剔除了中學歷史課的糟粕。接下來看劍橋中國史，整個人這才完全不一樣了。大二讀現代詩歌比較多，從戴望舒到臺灣詩歌，再和八十年代的當代詩歌迎面相遇。把高中語文課本忘得干乾淨淨。盧梭、尼採、薩特、韋伯和弗洛伊德，這些在中學聞所未聞的名字將我簇擁。後來在大學最後一年接觸到自由主義，感到所有的代價終於開始贏得了回報。相比之下那些教科書又算得什麼。所以大學裡的作弊實在是家常便飯。四年間，絕大多數的課程，我聽了一兩回後，就不再去。我的大學是曠課曠出來的。
理科生不同。一個文科生又不作弊、又不曠課，即便考研，讀到博士，也是毫無前途。除非他是因為遇上了一個真正的好老師，方才這般老實。不過這對於絕大多數學生的漫長生涯來說，是一種罕見的奢侈。我就沒有這樣的福氣。
所以我那些一生中比童年更加美好的日子。每一天的方式都是類似的。上午九、十點鐘起床，吃完飯，生活便從中午太陽最高的時候開始。或者是去圖書館泡著，或者是和一個寫詩的朋友石東生帶一本書、一副棋，騎車去錦江邊的濱江茶園喝茶。到了六七點鐘回來，晚上從不上自習，因為有節目。節目就是看鐳射電影。感謝那些偉大的盜版者，讓我在四年大學期間看了一千一百餘部電影。其中七成是美國片，三成香港片，剩下的佔一成。那些在小縣城裡看不到的電影，每一部都會讓一個中學政治老師含恨而死。
夜裡回到寢室，有人就打雙扣，沒人就點蠟燭看書（最痛恨大學的按時熄燈制度）。如果是夏天，需要反覆到水房沖涼，就乾脆偷跑出去喝啤酒。那樣的生活，是一個中學生無法奢望的。無法奢望一個人可以如此的遠離教育者的目光。有一次我起床比較早，興致勃勃地去圖書館。在路上遇上輔導員石靜。她問我：怎麼沒有上課嗎？我信口雌黃地說：今天老師沒來。從此以後我在校園裡遇見她大約又有四五次，每一回我裝著沒看見，她也裝著沒看見我。在我心中，那是四川大學所能夠給予我的最美好的幾個瞬間。
我的許多的學分是作弊掙來的。大三大四兩年的體育課測驗表，全都是自己填上去的。除了大一傻乎乎的，以後也再沒有出過早操。所以雖然讀過大學，我始終認為自己屬於自學成才。在這一切將要劃上句號時，大四幾乎一年時間的實習期，使作弊下的成長達到了高潮。
我在一家公有制的法院當書記員。強調公有制是因為所有法官都把他們的院長叫做「老闆」。開始不習慣，但作弊作慣了的人適應性強。那一年是我們寢室最為奢侈的日子。整整一年每個人抽的煙都是紅塔山。每一天都有人有飯局，所以雙扣打得少了。有一次和法官去金堂縣辦案，回來時我帶回了一條塔山，一個二百元的紅包，還有一大筐金堂最著名的橘子。個個都有碗口大，空前絕後，我再也沒有見過那麼大的橘子了。
我的朋友馬錦濤在畢業三年之後告訴我，實習期間他收過當事人最多一次八百元現金。我比他清廉，因為實習三個月之後我的老毛病一犯，就扔下手裡的活路，再也沒有去上過一天班。也就是那次去金堂，一個姓鄭的法官在我面前丟人現眼，又吃又拿，晚上耍混要小姐陪。同去的我和一個女法官站在旁邊，恨不能當場鑽下地去。那是我事隔多年之後，再次又有了一種被雞姦的感覺。回來不久，一個當事人說庭長收了他的錢，在辦公室鬧事，打翻了女庭長的水杯。這個鄉下人被司法拘留十五日。兩天後我和別人一起去拘留所問他要不要申請復議，他已經被嚇壞了。他的表情讓我想起了我童年的的好朋友雷宏。回到法院，庭長要我寫一份當天（鬧事時我在場）的證明材料。從第二天起，我就恢復了睡懶覺的習慣，不再去上班。
後來女庭長讓我的同學帶話，說我不去上班，到時候不會給我寫實習鑑定。這種話嚇不倒作弊者，我心中早有打算，根本不去理會她。
實習結束前，我自己寫好了鑑定。然後去那家法院，直接上五樓辦公室，把該蓋的章都給蓋了。以前所有文件，包括判決書都是我拿上去蓋章的，所以人家連問都沒有問一聲。這個最大的一次作弊，反而作的最稀鬆。後來看見新聞說，有一家地方法院居然搞出假離婚判決書來。我想有什麼稀奇，我一個實習生，當時要是自己打一份，一樣也是把人民法院的大紅章給蓋了。
辦完了這件事，我為了一個在重慶讀書的朋友能夠分配到成都，通過母親的關係去給一家學校的校長和主管局的人事處長行賄。這次的作弊被那位有著真才實學的朋友看作永遠也不願提及的恥辱。幹完之後，我對自己說：還是到學校去教書吧。因為我實在不想再作弊了。
高考時我聽進去父親的話，打死也不填報師範院校。沒想到結果最後還是充當了道貌岸然的教育者。五年來，我自知育人不夠，但始終記得父親的話，以不能毀人為宗旨。我現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大學校園裡，希望幫助每一位殺出重圍的中學生進行碎片整理。告訴他們那些曾經被毀掉或者從未在心中生根的價值。並在心中堅持，終其一生，和教育者留下的大糞為敵。
寫到這裡，我回頭聽見電視上的新聞，成都的中學生還在舉行「生在紅旗下」的迎七一作文比賽，評委是老詩人流沙河。我知道自己肩上的擔子仍然像太行王屋一樣沈重。
但我始終充滿信心。從一個作弊者到一個教育者，我通過自己的努力證明了一件事。就是生在大糞中，你依然可以開出鮮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