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文網站上廣為流傳的「聯合國為周恩來降半旗的真正原因!」的故事讓人看了不禁搖頭。該故事說：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時，設在美國紐約的聯合國總部門前的聯合國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聯合國成立以來，世界上有許多國家的元首先後去世，聯合國還沒有為誰下過半旗。一些國家感到不平了，他們的外交官聚集在聯合國大門前的廣場上，言辭激憤地向聯合國總部發出質問：我們的國家元首去世，聯合國的大旗升得那麼高，中國的總理去世，為什麼要為他下半旗呢？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站出來，在聯合國大廈門前的台階上發表了一次極短的演講，總共不過一分鐘。他說：「為了悼念周恩來，聯合國下半旗，這是我決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她的金銀財寶多得不計其數，她使用的人民幣多得我們數不過來。可是她的周總理沒有一分錢存款！二是，中國有10億人口佔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總理沒有一個孩子。你們任何國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條，在他逝世之日，總部將照樣為他降半旗。」說完，他轉身就走，廣場上外交官各個啞口無言，隨後響起雷鳴般的掌聲。」
這故事首先告訴讀者，聯合國為悼念周恩來總理而下半旗是沒有先例的。有一個「破例下半旗」的前提，才可能有後面那精彩的演講。說故事的人大概想以此證明周恩來享有很高的國際的榮譽，破格悼念顯得人格非凡。
可惜這是不真實的。聯合國為悼念周恩來下半旗並不是破例之舉。聯合國於1947年制定了一部旗典（Flag Code）。其中有關致哀的規定是：凡成員國的國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腦去世，必須在紐約總部和日內瓦的辦事處降半旗致哀一天。因此1976年1月為周恩來降半旗只是例行公事。
沒有破例這個前提，後面的故事就顯得荒謬了。沒有聽說有哪個國家駐聯合國的使節會為了例行公事而「言辭激憤」。真有這樣的不懂聯合國的基本規章的外交官的話，他們應當感到「羞愧」而不是「激憤」。當然，秘書長也就不需要做特別的說明瞭。
杜撰出來的那段秘書長的「極短的演講」以及它產生的戲劇般效果，本身很有問題。硬要把中國特色的感情推銷給洋人，杜撰一個「老支書」式的聯合國秘書長。
周恩來生活儉樸，這已經有很多人證明。但並沒有哪一份文件告訴我們說周恩來逝世時的銀行存款餘額具體是多少。中國沒有公布國家領導人個人財產的制度。聯合國也從不要求成員國報告其國家領導人的收入情況。秘書長無從知道周恩來個人的財務狀況，怎能信口說他存款是多少？
「沒有存款沒有子女」的確是那時中國人民愛戴、悼念自己的總理的一個理由。它符合當時中國的國情。當時中國處在熱烈的革命狀態。革命革到一貧如洗、革到家庭遭受損失的人被認為是堅定的。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它在中國以外的、人性不曾滅絕的地方，就未必同樣令人讚賞。特別是沒有子女，更多地被認為是一種人生的缺憾，絕沒有任何「革命美德」的含義。真正尊敬愛護周恩來的外國友人是不願意去議論這一點的。特別是在悼念的場合下更不應該提起。而該故事卻讓秘書長瓦爾德海姆大張旗鼓地推崇這種狀況，似乎還鼓勵別的國家領導學習：「你們任何國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條……」云云。試問這個「秘書長」：做到「身後無子女」這一條是什麼好事嗎？你打算讓那些已經有了子女的各國領導人怎樣去「做到」這一條以便贏得尊敬？講出這種話，哪裡是什麼「秘書長」，分明是個中國民間老冒。
這種故事如果在「廣大工農兵群眾」裡流傳，倒不奇怪。對國外的情況不瞭解，難免把自己的思維習慣套在外國人頭上。奇怪是一位名叫吳妙發前駐聯合國的官員也這樣講。而他「回憶」起這故事的過程也很奇特。他在90年代曾單獨或者與人合作出過多部關於喬冠華和聯合國的書。在至少兩本書中他記載了在聯合國悼念周恩來的情況。均無一字提到上述故事。只提到了「中國代表團駐地」降半旗、佈置靈堂、以及各國外交官的前來悼念等事情。沒有一絲聯合國總部降旗以及廣場上響起「雷鳴般掌聲」這些情節。
而到2002年1月，他卻突然杜撰出了這個故事。文章登在1月8日的人民網上。他聲稱「這是聯合國建立50多年以來罕見的事情」。還有鼻子有眼地說：「當年我站在聯合國廣場聆聽了秘書長瓦爾德海姆對此作出的既感人又意味深長的講話。」這實在是令人稱奇。在聯合國工作多年的吳先生怎麼會不曉得「聯合國旗典與規則」？1976年時中國所有報刊，包括毛主席他老人家，都講中國有八億人口。吳先生怎麼會「聆聽」到秘書長講出「中國有10億人口」這樣超前的統計數字？中國出使聯合國的人很多，何以別人沒有見到，獨吳先生見到了如此「罕見的事情」？又何以他要把這「罕見的事情」壓了那麼多年才肯說出來？
為了證明誰誰偉大，就編造洋人怎樣敬仰他的故事。這種事在中國並不少見。在一個聲稱很討厭「挾洋自重」的國度裡，這做法多少有點諷刺的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