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中國籃球隊員，由美國人拿過來包裝而「全球化」，委任姚明為麥當勞的形象大使，當然不是為了促進「中美人民的友誼」，而是為了攻佔中國十三億人口、尤其是中國下一代的飲食市場。
然而，麥當勞在美國以外的國際社會，包括歐洲，卻早已成為美國「消費帝國主義」擴張的侵略勢力代表。麥當勞的分店開到印度德裡、土耳其伊斯坦堡、羅馬和布拉格，還有一天會開到西藏拉薩，那囂紅鬧金的M字招牌燦燦奪目，破壞了一個城市固有的文化景觀，在世界各地遇到愈來愈大的抗議。最近一項調查：對於美國的消費經濟侵略，法國、義大利、西班牙、加拿大的大多數民意都反感而抗拒，只有中國，有近八成民意卻表示歡迎。中國人懂得「愛國」嗎？
姚明做了麥當勞的形象大使，他一人或許會進帳數以千萬元計的美金，但聰明的麥當勞利用姚明的一張黃皮膚，在中國的青少年之中製造偶像效應，足可以改變中國青少年的飲食習慣。有如《哈利波特》和《魔戒》令低成本製作的中國電影難以生存，二十年之後，中國的下一代有多少人還愛吃餃子、叉燒包、燒餅、油條？中國千百年來積累的飲食文化會受到多大的衝擊？姚明一人之成功，卻埋下了損害中國文化利益的禍因。
根據中國政府的「定性」和本地土共分子的學舌吶喊，「愛國」就是「不做損害中國利益的事」，那幺姚明愛不愛國？二十年後，如果中國的飲食文化受美國快餐業的蠶食，姚明是不是出賣中國文化利益的罪人？
以姚明為例，可見香港當前的一場「愛國大辯論」，是何等的無聊。中方一手把「愛國」的定義壟斷承包，總代理、批發、零售「一條龍」，由已死的鄧小平提出的「愛國就是尊重自己的民族、不損害香港的繁榮穩定」的「大原則」包裝，最近再由官員放風，收緊為「愛國就是接受中共在中國執政」。「愛國」成為金箍圈，套在香港人的頭上，隨意收緊放鬆。「愛國」就是不拂逆中共的政權利益，至於超越政權而存在的中國文化的利益則不在其列。因此，如果抨擊中共容許美國的 Starbucks咖啡店開在富有古典建築美的故宮，在不滿「有些人天天罵共產黨」的土共眼中，就變成「不愛國」；抨擊中共對日懦弱，不敢出兵收回中國領土釣魚臺，也是「不愛國」。
「愛國」一詞，經過長期的政治扭曲，成為一道愚民的魔咒。誰愛國、誰不愛國，概由中共領袖及其隨從任意指定。但共產黨的鬥爭利益善變而極端，一個人物，出於政權的鬥爭利益，今天可以成為叛國賊，明天忽然又獲得「平反」，獲得「恢復愛國名譽」。例如，清代行乞辦義學的武訓，只因為毛澤東的政敵劉少奇推崇欣賞，一度由毛澤東裁定為賣國，全國人民起「狠批」武訓的「賣國罪行」，毛死後武訓又變為「愛國」。割讓臺灣的李鴻章，長期被定為賣國，但《走向共和》又隱隱表揚其為愛國。
強調愛國，本來在戰爭時期才有意義，戰時的通牒、為敵國宣傳、與敵國資商，都應有明確的叛國法禁止。在和平時期，一個政權不斷在呼喝「愛國」，正如文革時期不斷高呼「革命」，正如希特拉說的：「鼓吹民族主義的功效，其實是操縱公眾的注意力，使之對準一個共同敵人」，必有其它圖謀。鄧小平本人就經受此苦，誰是革命，誰是反革命？甚幺是社會主義，甚幺是修正主義？鄧小平復出之後提出「不搞爭論」。今天，土共在特區爭論誰愛國、誰不愛國，正是重蹈「姓資還是姓社」的虛無爭論。中國愚昧政治的遺傳基因，真是世代難移。
香港人應該告訴口口聲聲「要加強愛國主義教育」的土共分子：香港人在二十世紀初庇蔭了國父孫中山，在六十年代向大陸親友寄送花生油；大陸改革之初，香港人無私地向中國傳授了企業管理的市場經濟知識，在中共羊癇症復發而批判孔子、焚燒中國的文化典籍之際，香港人讓錢穆和牟宗三在殖民地的小園中保護中國文化的殘苗，「六四」屠城，香港人痛惜中國同胞的犧牲，百萬人遊行抗議。香港人甚至不採用簡體字，反對漢字拉丁化，香港人不需要曾經跟隨毛江的文革路線掀起過一九六七年暴動的香港土共分子比劃他們的手指，教訓香港人甚幺叫「愛國」。
經歷過文革的中國，連鄧小平也承認，道德真空、信仰真空、價值觀真空。在擁抱馬克思列寧之後，中國再開大門歡迎麥當勞的侵略。看看鄰國日本結合傳統和現代的建樹，飽受摧殘的中國文化尚待重建。德國大文豪歌德一眼就看穿：煽動愛國情緒，「在最低等的文化之中，才有最強和最暴力的效應（ at their strongest and most violent where there is the lowest degree of culture ），一個有文化、有獨立識見的中國人，不會接受一個情緒反覆、是非無常的家長式極權的盲婚啞嫁式的「愛國定義」，他會告訴四周的幻影：「人的一生很短，我不會被你們的『愛國咒』弄得困擾一生，我不像『維園阿伯』一樣需要心理輔導，我拒絕遵從你的笛聲跳人性尊嚴的脫衣舞。以你們的標準，我毫不『愛國』，那又如何呢？冷對那一張張被鬥爭的仇恨而扭曲了五官的臉孔，我心釋然，寬泰自若，一個有主見的自由人，會活得祥和而快樂。」
（蘋果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