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歷史聚焦在蔣彥永醫師身上。當初，在薩斯被層層隱瞞之時，他冒著「叛國叛黨」、身陷囹圄、甚至在宣傳媒體可能的攻擊誣蔑下身敗名裂的風險，說出了真話。不為別的，只為不讓更多寶貴的生命在欺國欺民的謊言中遭受疾病的肆虐、死神的吞噬。現在，他又為六四直言。從他的信裡，可以看出忍受一種強權對無辜百姓的殘殺是一種怎樣的痛苦與煎熬，這就是良知。良知不滅，就必然有其發聲的一天。15年的堅持，蔣彥永醫師聲音今天終於得以響亮傳播全球，來之不易，可喜可賀。
我們慶幸蔣彥永醫師在薩斯中度過了難關，得到了應有的榮譽與尊敬。但我們現在還無從知道，這次他是否能夠同樣平安地走過來。這段路途，似乎比抗薩之路還要漫長，因為它沒有薩斯急性病那樣人人面臨生命危險的緊迫性，已經由此而來的巨大現實的國內國際壓力。但正是這種艱難與遙渺，更映襯出蔣彥永醫師的光輝良知與非凡勇氣－－一個真正中國人的風骨。
● 法輪功問題檢驗兩會
從很大程度上說，蔣彥永醫師是一面鏡子，照出了中國社會各界，包括各級官員的真實相態。作為透視中國未來政局走勢重要窗口的兩會，作為影響中國社會重要因素的兩會代表，此刻經受著歷史同樣的審視。
從法理上說，憲法規定了人大是真正的權力機關，他們有權選舉與罷免最高國家領導人，包括軍委主席。國務院、最高法院院長、最高檢察院檢察長必須向「兩會」做工作報告，並獲得多數人大代表的通過。從社會需要來看，中國目前各種社會問題不斷湧現，單憑一黨與政府行政系統已經無法解決，兩會代表的社會信息與民間聲音，可以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具有越來越大的實際決策的影響力。從身份背景來看，兩會的五千名代表是中國大陸最有權力的一個群體，集中了各級機關的最重要領導，社會各界的精英，擁有很大的權力與人脈資源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正式與非正式的影響力。種種此類條件，決定了他們應當承擔起相應的法律、管理與民聲的責任。
據某些媒體報導，這次會議很多代表顯示出更強烈的參政議政願望，表明他們不再滿足於僅僅做個「舉手通過」的橡皮圖章，行政與司法部門負責人將在「兩會」上經受更多的考驗。這些跡象是否會成為現實，目前還很難下結論。但是可以肯定，在這個方面，法輪功問題將是對所有代表的重大考驗與檢驗。他們在這次會議上對違背大多數官員、民眾意志，對國家、對人民造成巨大惡果的迫害持何種態度，將受到普遍關注。
● 鎮壓法輪功不得民心
從根本上講，這是鎮壓並沒有得到大多數政府官員的認同，百姓更不支持。法輪功作為一種高層次氣功修煉方法，曾得到很多政府官員與群眾的歡迎，風行全國。在法輪功受到下層公安騷擾干涉的幾年中，中央以喬石為首的調查團對法輪功仍然持正面評價。就在法輪功被打壓的前夜，朱鎔基仍然以開明態度接見法輪功代表解決天津警察無禮毆打抓捕法輪功學員的事件。在對法輪功四年的殘酷打壓中，在媒體連篇累牘的攻擊重，還有非常多的正直官員，包括中央政治局成員沒有發表任何支持打擊法輪功的言論。因此，對法輪功的鎮壓，無非是因為上層幾個小人的煽風點火，因為江澤民三位一體，憑藉自己黨、政、軍的獨裁權力，靠江澤民一手操辦指揮的6．10辦公室，而暫時得以把自己個人意志凌駕於整體官員之上，凌駕於全國百姓之上。在巨大權勢壓力下，很多官員被迫對鎮壓違心表態，在畸形獎勵的激勵下一些素質低下官員進行配合。這對那些大批良心尚存的官員來說，是一個巨大的侮辱，是一種痛苦的壓抑。
● 鎮壓法輪功耗費國力
從決策的角度來說，鎮壓法輪功惡果纍纍，是現代政府管理史上的最大笑話與長久的恥辱，是現代任何一個正常決策系統都不可能作出的決定，只能說是個別人在極端衝動下作出的毫無理性的決策。
首先，迫害法輪功無端耗費了國家巨額的人力、物力、財力，任何稍懂經濟學的人，都不會做此等荒唐的決策。從監管法輪功學員，到製造誣陷材料，興建監獄，搞洗腦班，沒一樣不是巨大的開支。據報導，2001年12月，江澤民一次性投入42億元人民幣建立轉化法輪功學員的洗腦中心或基地。2001年2月27日，江澤民曾一次性撥發40億元人民幣安裝大量的監視儀器監控法輪功學員等。在天安門一地，搜捕法輪功學員一天的開銷就高達170萬到250萬人民幣，即每年達 6億2千萬至9億1千萬。這還只是鎮壓法輪功費用的一個零頭。
據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2002年底公布的數據，希望工程自1989年實施至2002年13年間，才累計集資20億元，救助250多萬名失學兒童，建設希望小學9000多所。也就是說，鎮壓法輪功的三個小方面就就可以搞四個多希望工程，援助1000萬失學兒童！中國窮嗎？不窮。只是國庫的財富、百姓的血汗錢，沒有被用在真正解決國計民生問題上，而是被這樣白白耗費，甚至用製造社會問題。
如此投入大量資源鎮壓無辜百姓不只是這一種損失，而是一種多重的損失，它使既有的國家財富被浪費，又使龐大的實施鎮壓的人力資源無法進行從事正常的財富創造，同時還摧毀了被迫害群體的生產力。不僅如此，它傷害了年輕一代的生產力，製造著未來社會衝突的禍根，讓未來的管理系統不得不耗費更多的精力與物力去解決今天錯誤而導致的各種問題，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其次，迫害法輪功使整個國家系統成為江澤民個人發泄私憤的工具，嚴重損害了正常的國家運作職能。從電視，報紙，廣播對法輪功的誣蔑，到公檢法，教育，外交等系統針對法輪功的打壓，遠遠偏離了任何一個正常國家政權管理社會的職能，而其他正常的職能卻可以不去執行。例如，為了抓捕法輪功學員，警察可以不去捉拿真正的罪犯，監獄甚至可以把那些服刑犯釋放出來以關押和平的法輪功學員。在中國這樣一個複雜社會，當國家放棄本應承擔的社會職能時，中國的社會治安、黑社會、腐敗等各種問題就持續惡化了，因為這些任務現在都沒有打擊法輪功來得重要。這對於國家的長治久安，構成了最大威脅。前段時間的民意調查顯示，社會治安、腐敗、警察濫權等問題成為百姓關心的焦點，並顯示強烈不滿情緒，這顯然跟江澤民極力打壓法輪功的後果緊密相關。
第三，迫害法輪功大大損害了中國的形象。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與六四的屠殺沒有甚麼區別，唯一不同的是迫害更加持久，打擊面更加寬廣，手法更加隱蔽，信息封鎖更加嚴密。這對中國走向一個大國是個巨大的傷害。因為一個國家的當權者無法善待自己的國民，國際社會如何期待他能夠善待他國的國民？如果一個國家以這樣一種國格出現的時候，人們又怎能不小心謹慎，防之又防？所以，中國邁向國際社會，走向大國的過程已經被江澤民迫害自己主流民眾的決定完全打斷。這個後果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將會更加突出。因為這種對無辜百姓的迫害，不可能被永遠封閉真相，不可能永遠被國際社會漠視。
第四，迫害法輪功還沈重打擊了中國的道德底線。他們要求的不過是可以修煉以「真善忍」為原則的法輪功這樣一種最基本的權利，他們沒有損害到任何其他人的利益，反而對社會有巨大的道德貢獻。當人們一種善良的追求受到強力阻擋與打擊時，大眾對道德法則的維繫，對人性的持守就走向了絕望。這必然加劇社會道德水準的下滑，甚至使社會賴以生存穩定的正常價值體系完全崩潰，社會秩序將會空前混亂，由此而引發的社會問題將無法預計。因為當人心徹底變壞的時候，社會的監督成本，激勵成本就會無比高昂。因為人自私的本性可以促動人隨時進行損公利己的盤算，如何能夠時時刻刻，事事處處去監督，如何能夠滿足人永不歇止的私念以達成激勵的效果，讓別人去照自己要求去做？如果人心、道德的變壞無法遏止與挽回，那任何民族都沒有發展、復興與強大的可能。毫無疑問，如果中華民族真的走到誰也不希望看到的那一步，江澤民以及他的追隨者被千刀萬剮也還不清這筆債。而現在漠視這場災難的人，也同樣要受到歷史的拷問，並承擔相應的責任。
● 鎮壓法輪功必然失敗
即使忽略所有這些經濟、政治、聲譽、道德、社會等問題不說，對法輪功的打壓也是毫不現實的，必然失敗的。
眾所周知，一個有廣泛社會基礎的無辜團體是不應該也不能夠被樹為敵人的。鎮壓前按政府統計數據估計有七千萬到一億人，共產黨員也有巨大數量人在煉。中國社會的民間聯繫紐帶極其密集，那麼法輪功還連帶更大數量的人群。現在江澤民只要你煉法輪功，只要你為法輪功說話，就要進行打壓，就是在對自己黨內人士，對工農大眾，對各個階層的人士的打壓。你可以封人的嘴，也可以肉體上打垮別人，但你卻做不到讓人心服，也無法不讓人不滿、不怨恨你。一陣時間內這種打壓可以見效，但是長期來看，那就是一座活火山。他只要壓制不力，就會爆發。對法輪功的不公與打壓，或遲或早，江澤民都要為之付出代價，一場反迫害的運動的出現只是遲早的事。
歷史上的經驗也已經表明，對一個真正有堅定信仰團體的打壓是無法奏效的。不管是古羅馬迫害基督教，還是古印度打壓佛教，還是前蘇聯鎮壓東正教，最後迫害者消失了，政權解體了，各類宗教還有。法輪功不是個宗教，但法輪功學員對天理、對道德準則的信仰與當年的信仰者絲毫不差。他們以真善忍為原則，注定他們沒有敵人。真正瞭解真相的人，都不可能把他們當成敵人，與他對立只有邪惡。他們只要求停止迫害，沒有人能夠拒絕這樣的一個要求。在道義上，法輪功佔據了絕對的優勢。對當政者來說，沒有比主動去樹立一個不可戰勝的敵人更愚昧危險的事情了，而江澤民就是在做這樣一件事情。
從實際情況來看，江澤民從聲稱三個月，十個月，到三年，五年，仍然無法打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