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空中俯視，溫州市七都鎮像漂浮在甌江上的一片樹葉。甌江從七都鎮兩側流過，注入大海。
二月中旬的七都，還殘留著春節的意味。老人們牽著孩子在屋檐下晒太陽，跟這些老人們說再見的時候，他們也許會冷不丁冒出一句「骨朵拜」。很多人還在串門吃請飯－－與回國的僑胞兄弟姐妹們道別。
在七都，沒有一個家庭是沒有直系親屬在國外謀生的。而滿街竄動的小孩，幾乎就是一個小型聯合國－－－他們中90％以上都持有外國國籍。
幾個十歲左右的小孩正在七都的街頭玩耍，他們特別願意在照相機鏡頭前擠著一堆做鬼臉。一問他們的國籍，正好分別來自5個國家。
這些孩子，一點也沒有「洋味」。不要說與國外的孩子相比，即使與中國城市，甚至富庶農村的小孩相比，他們都顯得有點「低層」。
麗麗是個三年級的女生，在七都鎮小學讀書。她的國籍是法國，父母也都在法國那邊。但是對於法國，麗麗沒有任何記憶，因為她在出生後不久就被送回了國內。自然，她的父母也很少回來，她的所有關於父母的記憶幾乎都來自電話，「一兩個月打一次，都是爸爸媽媽打回來的」。說到3年後小學畢業就去法國，麗麗還是有些自豪：「我到那邊讀初中！」
和麗麗不同，有一些孩子的父母是在生下他們後才「出去」的，他們只能留在國內讀書。一個漂亮的小女孩說，她再大些也會出國。她的奶奶周紅香說，兩個孫女都是在國內出生，孫子是在法國出生，今年正好5歲，過幾個月就送出去讀書。孫女們還要她帶幾年，不過她們的爸爸已經有了綠卡，過幾年就能把她們一起辦出去。
出去，出去……
一位文氣的年輕人從小巷中匆匆而出，左手拎著紅色禮盒，右手牽著一位俊俏的女孩－－－溫州女孩都很漂亮，他喜氣洋洋地介紹說：「這是我新娘。」
這對新婚夫婦坐在七都滿街跑的「摩托客車」上。新郎告訴記者，他現在義大利，明天就要和新娘一起回法國。這位新娘也是在義大利找的，同是溫州人。
「我們都是偷渡出去的。」新郎說著，臉上很坦然。他是6年前出去的，6年來，這是第一次回國－－－因為他和妻子都剛剛拿到了綠卡。
回想當年，苦味猶在：他和一夥人在蛇頭的帶領下來到雲南，通過中緬邊境，經泰國、越南，到馬來西亞，再到印度尼西亞，然後用蛇頭給的假護照，坐飛機到達歐洲。
「走這樣的線路出國當然苦！走了幾個月，你知道，都是用腿走過來的！天天在山上走，還有就是躲在山上。呵呵，不過都過去了。」新郎說他明天就要走了，這次是帶太太回來看看爹媽。
在七都，幾乎看不到年輕人，如果碰到了，最好問一聲「你是哪國人」，一般不會錯－－這個鎮，12.7平方公里，有6個行政村，17個自然村。8000多常住人口，另有15000人在海外，這還不包括他們在國外出生的數千個小生命。
「我也是偷渡出去的。」吟州村的馬建春說。
馬建春今年29歲，「出去」已經7年。本來也不會回來，這次主要是因為母親生病了，「是……癌症。」馬建春遲疑了一下，說出這兩個不願說出的字。
本來，同許多偷渡者一樣，他也回來不了－－7年來，這是他第一次回國，是因為剛在最近一次義大利「大赦」中拿到了綠卡。
馬建春的妻子沒有回來，「因為費用太大，那邊也有些生意不能停下來」。這樣，他帶著兩歲的女兒和7個多月的兒子回來了。這樣的回家別有深意，他不僅是回家看看媽媽，照顧她幾天，也是要讓老人看一看從未謀面的孫女，尤其是孫子。
在家鄉，馬建春還有一個女兒，已經11歲了。當年他出去時，孩子才4歲。今年正月初六，馬建春回到家，看到女兒完全是個大孩子了，他問女兒，「還認識我嗎？」女兒說，有點認識吧，你好像是我爸爸。
恐怕要再過幾年，大女兒才能見到媽媽了。馬建春想在女兒上初中時把她接到義大利去讀書。他們已經有綠卡，為孩子辦綠卡也就不遠了。
1997年10月，馬建春與妻子一起開始了偷渡出境的艱苦歲月，一切按蛇頭的指令行事。其實和他們接洽的並不是蛇頭，蛇頭是誰他至今也不知道，一切都是蛇頭的馬仔與他們聯繫的。而起初也是由人介紹後，通過電話與馬仔的馬仔之類的人聯繫。跟這些人取得聯繫很方便，在七都，幾乎隨時可以找到這樣的機會，這在當地是公開的秘密。
在電話中，他們與馬仔們談好價錢，夫妻倆合共26萬人民幣，先給定金，其他的錢等到了目的地後再打電話通知家人付給。按馬仔的指令，分散著坐車來到北京，這是集合地。然後才由馬仔出面，在其帶領下來到中俄邊境，穿過俄羅斯，經捷克、奧地利，最後到達義大利。
幾號到的義大利，他已經不記得了，只知道一共走了37天。過原始森林，涉河流，翻雪山……「那時候已經到了冬季，天氣很冷，不容易啊……」
選擇去義大利，主要是因為有個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也在那邊，而且，義大利每過三四年就有一次對非法居留者的「大赦」。馬建春1998年就嘗試辦過一次，大約花了15000元人民幣，結果發現被人騙了，沒辦成綠卡。而這一拖就是5年多，總算有了這一次「大赦」機會。
四代「吃洋飯」的人
在溫州，或者說在七都，馬建春要算第四代僑民了。
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七都作為甌江下游的一個沖積平原的島嶼，水路發達。有許多外國海輪從甌江進入，而許多七都人就此上了外國人的船－－－七都許多人是搞捕撈的，有駕船經歷。在七都，這個偏僻而貧窮的江中小島，為洋人做事奔走，也算一條生活之路，對他們來說，甚至是很不錯的生計。所以，七都有「吃洋飯」之說。除了上船，他們有的隨船出國，到香港地區或是歐洲各國打工，女的做保姆，男的開餐館、做裁縫。
直到1950年代，第二代出海人，也是如此出走。1980年代末開始，有了第三代的出海，而到1990年前，形成一波高潮。
當年，第一、二代僑民是異常艱辛的。而到了第三代卻甘苦有異。幸運的是那些有直系親屬在海外的，可以直接移民。他們的祖輩大多在國外立了足，所以他們出國不需要受太多苦，七都人說，他們是最幸福的一代。
但對大多數第三代來說，仍然是苦的。這二十多年來，他們絕大多數是偷渡出去。偷渡的方式多種多樣，也有「高低級」之分。「高級」的方式是在國外有公司的遠親近友，以招短期工的名義把他們招到國外，或是探親，或是短期旅遊擔保。等到了國外，就逾期不歸。
住在馬建春隔壁的小張，就是在等待簽證到美國。她的出國「理由」是旅遊。這個才16歲的小姑娘，塗著重重的金色眼影，染一頭花色黃髮，她說正有人為她辦簽證，等出了國，就不回來了，要在國外讀書。在國外，她說，她有好多親戚，可以保證她的生活。
黃先生屬於幸福的那一類。「你叫我Peter.Huang吧。」他說。
已是中午時分，彼得．黃正等著和家裡一起吃飯，明天，他又將返回美國。這位1966年出生的七都人，在國內跑了十多年印刷貿易。
1991年，他的太太移民美國，然後他也跟著移民，現在紐約。他做禮品、玩具貿易，通過國內的外貿公司做業務，所以經常要回國聯繫業務，全國各地「到處跑」。
在紐約，溫州人很有名氣。紐約有超級市場九個，過去主要是韓國人、臺灣人、廣東人打理，現在則變成溫州人的天下－－－這就是溫州人。
只上過初中的彼得．黃，到現在英語也不太流利，但與人交流已經沒有問題。他的兩個孩子，女兒9歲，兒子3歲，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完全美國化了」。他希望以後孩子們能在假期回內地學一點中文，「因為他們的根在中國」。
彼得．黃算是在國外混得比較好的第三代。這不僅因為他原來就做貿易，有很好的經商經歷，更重要的是，他有一個好丈人。
1970年，丈人偷渡去了美國，在1980年大赦時獲得綠卡。他在餐館打工，慢慢攢下錢開了餐館。彼得．黃的內弟先到美國接了父親的班，現在紐約開超市，超市開得很大，「在紐約都有點名氣了」，而老丈人早關了餐館，退休了。
彼得．黃說，「在美國，我也算中產……可能不能算，但就算中小產階級了吧。」
就為了孩子
與彼得．黃相比，馬建春大不相同。他們姐弟三人，都是偷渡出去的。姐姐31歲，1996年偷渡到美國，但直到現在還沒辦成綠卡，所以姐夫至今也沒能跟著出去，現在溫州服裝廠打工。弟弟27歲，是2000年出去的，也在義大利。不過弟弟是在羅馬打工看店，而他是在西西里島。兄弟倆經常見面，吃飯，聊天。
弟弟最初到義大利的落腳點當然是他，而他當年的落腳點是他的朋友。朋友的父親當年也是偷渡出去的，後來辦兒子移民出國。朋友也是打工，剛開始吃喝住全靠這位朋友。在偷渡路上，所有錢財物都被蛇頭搜刮走了，「一分錢也不剩，只有兩手打天下」。
後來馬建春夫婦倆靠擺地攤討生活，當時的進貨錢也全是朋友墊的。
作為非法移民，他被抓過。警察一看是外國人，一查沒身份證，東西就沒收，帶到警署，按手印，拍照片，然後發一張臨時居留卡，竟完事了。馬建春說，只要不是黑社會分子便沒事－－西西里島曾經是黑社會最為猖獗的地方。
馬建春的地攤設在離住處200多米的一個醫院門口，院長人很好，不讓警察來找他麻煩，所以他的地攤也擺得挺安穩。
所謂地攤，就是兩張桌子，每天大概淨賺100歐元，一家人生活支出是50歐元。妻子擺的是流動攤（即廣東人所說的走鬼），她賺的錢比他還要多一些，義大利人對女人總是比較優待。他們一家，與另外三個家庭合租一套屋子，有四五個房間，400多歐元一個月。這樣節省著幾年，他們已把26萬偷渡費還清，並且有了積蓄。
馬建春在七都的家，是一個小二樓，但可以說是家徒四壁，這是一個很窮的溫州人的家。馬建春想的，就是要讓家裡富裕起來。
到義大利7年，馬建春還不會義大利語，但打手勢也能看懂。西西里島有1000多中國人，其中大多數來自溫州，所以生活圈裡的語言溝通還算方便。這7年，他從未出過義大利，也從未休息過－－平時是捨不得休息，而到了夏季義大利人休假時，又正是他們賺錢的好時機。現在，他有了綠卡，可以從「地下工作」轉到地上，最近他在幫老外的公司卸貨，一天可以賺200多歐元，明顯是多了。
馬建春現在最大的願望，就是把孩子帶大，將來在義大利開個批發店，有固定的收入來源。所以他們夫婦倆拚命賺錢，這就是溫州人。
再過些天馬建春就要回去了。兩個孩子他都要帶回義大利，母親身體不好，不能帶孩子。更重要的是，他要讓孩子在義大利生活和讀書，「我就吃了沒文化的苦，溫州人有文化的話，還要不得了」。他現在只想著給大女兒辦好證，小學一畢業就過去。「就為了孩子，他們一定會比我們現在好，這就夠了。」
然而，不是人人都像馬建春那樣「幸運」。潘媽身邊有5個孫子，屋前是一大片帶著海腥味的蘆葦－－－這兒離大海並不遙遠，孩子們一溜兒在奔跑。他們中，只有最小的兩個孫子是「外國人」，三個上學的大孩子還沒有獲得外國國籍，因為他們的父母在歐洲還是「偷渡客」。
什麼時候到國外去讀書呢？最大的孩子梅有些茫然－－－她不知道。父母出去已經好幾年了，只有偶爾的電話回來。她當然想父母，但沒辦法。問她成績如何，梅不太在意地說，不好。
七都人說，在美國，偷渡客是很難拿到綠卡的，而事實上，在歐洲，這樣的難度也在增加，也越來越難了。
梅們的父母什麼時候可以拿到綠卡？不知道。
即便這些孩子將來出國，他們能否擺脫父母們的「城市邊緣人」角色？不知道。
總之，他們要作為「歐洲人」的生活之路，曖昧而漫長。
．相關．
在歐美等發達國家，無論孩子的父母身份如何－－－有綠卡者、滯留者或偷渡客，只要是在所在國出生，便自動獲得該國國籍，成為該國公民。同時，該名兒童將受到與本國兒童一樣的待遇。
在某些福利性國家，兒童的生活與教育均是免費。而在美國等國，政府給每位兒童每月約500∼600美元或歐元的生活補貼。
除非是在國外已有較多收入與穩定的居所，這些外籍的七都兒童一般都會被送回國內的祖輩處，撫養到5週歲，在國內，他們的生活成本當然很低。
但也有例外。在這些孩子中，一般看不到荷蘭籍的。因為在荷蘭，無論學齡前還是學齡期的兒童，生活等費用全部由國家承包，但政府對孩子父母卻有「苛刻」要求：孩子必須在父母身邊，有人監管。有關部門會定期檢查。因此那些荷蘭籍的中國小孩到了5歲，就必須返回國外上學。
所謂上學，就是進幼稚園。這些從國內出去的孩子，自然不會所在國的語言，但因為是幼稚園，所以一般並不影響他們的學習。而且，這樣的另一個好處是，他們的母語仍是漢語，這更符合孩子父母的想法－－－他們大多不希望孩子長大後「數典忘宗」。但是，這些孩子在國外長大後，往往也說不好漢語，也不懂中文，這成了父母們的心病。
也有一些孩子，5歲後還是留在了國內。雖然在國外讀書免費，但對一些家庭而言，最大的負擔是每天接送孩子。對於打工者，有的甚至還是非法居留者，要抽出時間接送或帶孩子是比較困難的，請工接送又負擔不起。所以，不少家庭選擇了將孩子送回國內讀書，一般讀到初中，等孩子有自理能力了，才重新出國。於是在七都，上學的孩子裡有相當部分都是「外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