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年初，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被迫辭職，當時是一件轟動國內外的大事，凡是關心中國前途的人莫不感到痛心。胡耀邦下臺，有三位知識份子也同時被中共開除黨籍，我也是其中之一。所以一二月間常有同情者跑來看我。大家情緒都很激動，又不知應該怎麼辦。有一天晚上，青年作家梁曉聲和一位原我所熟悉的記者也來看我。他們想到一個主意：何不發動一些作家聯名寫信提出抗議呢？他們決定找一百名作家聯署。幾天後，他們又來了。情緒很灰，因為四處奔走的結果，凡是有點名氣的作家，一概不肯冒這個風險，而願意簽署的又都是不為人知的小蘿蔔頭，不會有什麼影響，因而此事只好告吹了。我本來就對這件事不抱多少期望，因而也不感到失望。
這是因為我對於當時文學界的名流們有一些瞭解。1979年起，作家們的創作自由確是有所擴大了；但是保守派力量還相當強大，說真話還有一些危險。就在這同時，很多作家就寧願放棄自由、而走上一條既安全又可以名利雙收的道路。還有更甚者，就在胡耀邦下臺和三個知識份子被開除黨籍之後不久，作家馮驥才和張賢亮，都是政協委員，就在政協開會時召開記者招待會，顯然是經過中共授意的。什麼時候政協委員能夠自己找來記者開招待會說出自己的聲音？由於胡耀邦和三位知識份子受迫害的事件在海外引起人們對中共的強烈不滿，所以需要有非官方人士出來說說話。這兩位作家當然很願意效勞，事先精心準備，完全站在官方一邊，替他們辯護。馮驥才現身說法，說："我是打籃球出身的。打籃球有一條規則，犯規三次就一定要下場，沒說的。"意思很明白，胡耀邦和那三個知識份子都違反了四項基本原則和黨的紀律，所以下臺和開除是理所當然的。
江棋生先生說到吳祖光先生99年在政協會議上就正式提出應該為天安門運動平反的事，確有其事。那是在文藝界的小組會上，主持會議的是名作家王蒙。吳祖光先生一開口，王蒙就知道該怎麼辦了。他是個非常聰明的人，早就善於在這種場合打岔，這一回又是找到一個由頭，把吳祖光提出的話題給引到別處去了。前幾天中國當局以最高規格獎勵一批知識份子，文藝界名單上就有王蒙和馮驥才兩位，第三位是張藝謀。
1989年四、五月間天安門運動期間，新聞界很活躍，在知識界中最先走向街頭。但是北京街頭和廣場上卻根本見不到一個名作家的蹤影。上海則不同，戴厚英甚至還參與了對運動的暗中指導。
江澤民之所以能夠春風得意十三年，重要原因就在於他成功地收買了「精英」和老幹部，從而擴大了他的社會基礎。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