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天也就是６月３日的晚上，我最小的孩子－－十九歲的高中生王楠喋血於南長街南口，那裡離天安門近在咫尺。他是為了追尋心中的正義，也是為了見證歷史的真實而走上街頭的。他被戒嚴部隊罪惡的子彈擊中頭部，因沒有得到及時救治，流血過多而死亡，死亡時間是６月４日凌晨３點半。
他還剛剛開始他的青春年華，卻被沒有一點人性的統治者殘暴地虐殺了。
那時，王楠正在月壇中學讀高二。他生性活潑，熱情爽朗，又熱衷於公益事務，樂於助人。他遇難前不久，月壇中學的教導主任馬老師親口對我說：王楠的品德在班裡是數一數二的，他尊敬老師，關心同學，是個很誠實可愛的孩子。王楠從紫竹院到月壇上學騎車要半個小時，在北京鬧學潮的那些日子裡，他常常會在路上碰到那些去天安門的大學生。他對這次學生運動非常關注，幾乎每天中午都要去天安門拍照。有一次他想讓我再給他一點錢去買膠卷，他說這是一次不尋常的歷史事件，他要拍下珍貴的鏡頭。我對他說：「你不要太熱心了，學生運動是會被人利用的。」他說：「學生運動歷來被人利用，但學生運動是激發民眾的動力。」有一次看國際新聞時，他對我說：「您看這個鏡頭多麼珍貴，……」五月十七日，他和另一位同學組織了本校學生的遊行，以聲援絕食的大學生。
六月三日晚上，他正是懷著「要把歷史鏡頭真實地記錄下來」的願望，帶著相機和朋友放在我家的一頂紅頭盔，騎車離家直奔天安門的。他那時剛剛軍訓回來，這天他穿著一身舊軍服，腰間紮著軍訓時戰士送給他的一條新皮帶－－也許是天意，正是他那一身打扮，特別是那條真正軍人用的新皮帶，我們才得以認領到他的遺體。
那年的六月三日是個週末。晚飯過後，有幾位朋友來我家聊天，談到天安門廣場的情況，談到政府有可能採取極端手段。有一位朋友根據以往的經驗說：「共產黨是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然而，那時我對共產黨、對共產黨的一些領導人尚抱有幻想，根本不相信政府會用極端的手段來對付學生。這天王楠也在家裡，他聽到了我們的議論。當他洗完衣服準備回他的住處時（他住在另一棟樓），突然認真地問我：「媽，你說會開槍嗎？」我不假思索的回答：「不可能，四人幫那時『四．五 』運動都沒開槍，現在怎麼會開槍呢！」為防備意外，我也千叮嚀萬囑咐叫他不要出去。但他對我說：「媽，您放心，我不出去。您別忘了，明天出太陽的話，替我把洗的衣服掛到陽台上去！」想不到這句話竟成了我們母子倆的最後訣別。可憐的孩子啊，他怎麼能想到從此再也見不到太陽升起了呢！
大約夜１１點半的時候，我家的鄰居告訴我，他看見王楠帶著頭盔，身穿軍便服，背著書包騎車出了大門。我斷定他是去天安門廣場照相了。那夜我焦躁不安，徹夜未眠。伴隨著一夜密集的槍聲、隱隱約約的吶喊以及救護車淒厲的笛聲，我擔心孩子，擔心學生，也為局勢出乎意料的發展感到痛心，感到無奈，但我決沒有想到殺戮竟如此的殘酷，而且這殺戮竟會落到自己孩子的頭上。
清晨，我去了王楠的房間，看到他留下的紙條：「媽媽，我去找同學了。」看得出他一夜未歸。我從上午一直等到下午，卻不見他回來。我聽院裡陸續回來的人們述說著鎮壓的殘酷，一種不祥的預兆襲上心頭。
我們決定出去尋找王楠的下落。當天晚上，我們的許多朋友和學生都表示願意幫著去尋找。他們從晚上到第二天，共去了２４家醫院，看到了許多被殺害的人，真是慘不忍睹。我的一個侄子從醫院回來，見到我就放聲大哭：「姑姑呀，太慘啦，我看見有具屍體露在白布外的是一雙裹過的小腳，還有不足一米的孩子！」但是他們沒有找到王楠。有人告訴我戒嚴部隊還抓了不少人，有很多人就關在文化宮和中山公園，也許王楠就在其中。從４號到１４號，我們沒有得到王楠的任何確切消息。於是我們向學校報了案，請他們幫助尋找。在焦急地等待的１０天中，我的心受著痛苦的煎熬，頭髮開始變白，人也迅速消瘦。其實，那時我先生王範地已經從王楠寄讀過的花園村中學得到了他的死訊，只是還不知下落。他怕我受不了，一直瞞著我，一個人強忍著巨大的痛苦，以至得了冠心病。
一直到６月１４日，我終於接到了月壇中學的電話，說學校接到西城公安局的通知：護國寺中醫院有一具無名屍，穿著、年紀和體貌很像是王楠，讓我去辨認。那個時期，我先生正在參加國際比賽的工作，不在家，我由朋友陪同到了醫院。在樓下的候診室，醫生們向我述說了事情的經過：這具無名屍是６月７日西城公安分局送來的。因為當時各醫院的太平間已經滿員，所以送到這個小醫院。送來的時候身上沾滿了泥土，頭部包有繃帶，破了的眼鏡和頭盔上也沾滿泥土。聽送來的人說：這具屍體是從天安門前２８中學（現改為長安中學）門前草坪裡挖出來的，在王楠這個坑裡共有三具無名屍。因為王楠身著軍服，特別是繫了一根部隊正規的武裝帶，以為他是軍人，所以送到這裡準備確認身份。自６月７日開始，戒嚴部隊已來過多次，證實他不是軍人，才通知學校的。還說別處還有埋人的坑，只是那些確認為老百姓的無名屍已全都送去火化了。這個情況在我們以後尋訪中得到了證實。
找到了王楠的屍體，在那種特別的時候應該說是不幸中的萬幸了，然而，在遺體火化問題上卻不意遭到了有關方面的刁難：因為鄧小平９日講話誣指學生運動是反革命暴亂，火葬場接到命令，死者必須甄別才能火化。為此我們幾經交涉無果，後來，因王楠的父親是「九三學社」的成員，由北京市統戰部通過市委與有關方面交涉才准許火化，那已經是６月２２日，離王楠遇難快二十天了。那時的八寶山火化場依然有武裝的戒嚴部隊巡邏，而且運送屍體的車輛仍然擠滿了院子，遇難的人數之多，由此可見一斑。
６月１４日那一天對我來說是永生難忘的。從這一天起，我的一切幻想都破滅了，……親人，朋友，鄰居，包括素不相識的人們都來看望我，安慰我。從他們的關心和勸慰中，我逐漸冷靜下來。我先生對我說：「你不能這樣下去，如果你有個好歹，我們這家怎麼辦？王楠的事還沒搞清楚呢！」我慢慢地清醒過來。是啊！我不能哭瞎了眼睛，更不能瘋了。我要搞清楚兒子是怎樣死的；他頭上的繃帶是誰包紮的；為什麼埋在２８中牆外。兒子為了記錄下歷史真實遇難了；我作為母親，要為追查兒子遇難的真相而活下去。
這時範地告訴我，７號早６點左右花園村中學的一位老師接到過一個電話，打電話的人自稱姓吳，外地人，是北大協和聯合救護隊隊員。他向那位老師報告說：你校學生王楠，學號ｘｘｘｘｘ……，４日凌晨一點半在南長安街南口，頭部中彈，搶救無效，三點半鐘死亡。
我從我先生那裡得知這個消息後，心裏想：那個能報出長長學號的人，一定是見過王楠的學生證，瞭解王楠遇難詳情的。於是，我堅定了一個信念，一定要找到那位救護隊員，將我兒子遇難的真實情況調查清楚。
《民主中國》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