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個星期六的晚上，羅維下班後幫我做了晚飯，吃完飯，他還洗了碗，就坐下來看北京電視臺的新聞。……大約７點鐘的時候，他準備騎車去天安門。當時，他的小侄女抱住他的大腿，說：『叔叔不要走，陪我玩！』 羅維回答她：『叔叔９點就回來，再跟你玩。』那時羅維的父親也對羅維說：『你去幹嗎！那裡人很多，恐怕進去了就出不來了。』但羅維已同一位姓陳的好友約好在教子胡同口集合一同去天安門，也就沒有聽他父親的勸阻，騎車逕自走了。
「……那個晚上我總是放心不下，從９點鐘起，每隔個把鐘頭我就起床去他的房間看一遍，但他的被子一直沒動過；第二天早晨約５點，我又去看時，被褥依然未動。我忐忑不安地把這個情況告訴了羅維的父親。他當時已是７０多歲的人了。他一聽就猛地坐起對我說：『糟了！恐怕像四五那樣被關進去了（指１９７６年清明節由悼念周恩來引起的四五天安門運動，當時軍警抓了很多人－－ 引者）！』我隨即下樓去馬路口探望，卻一眼見到附近電線桿上貼著的一張小字報，走前一看，見上面寫著：『慘！慘！慘！』幾個歪歪斜斜的大字，上面還寫著昨晚宣武醫院死了多少人，別的醫院又死了多少人，等等。我沒有停留，急忙跑到報國寺路口，但見大街上一片狼藉，滿地都是石塊，賣菜的鐵皮貨攤橫在馬路中間。當時我想，要是被這些石塊打著不死也是傷啊！
「後來，羅維的妻弟從中醫研究院廣安門醫院找到了羅維；而在這同時，羅維所在的工廠也接到了醫院的電話，廠裡一位姓王的廠長帶著兩位同事陪我和羅維的父親到了醫院。我們趕到醫院見到羅維時，他還活著。羅維臉上無傷痕，卻不知道他的傷在肚子裡，我們還覺得可以放心，誰知晚間來了病危通知。當天晚上（６月４日）他妻子在醫院值班看護，第二天６月５日我又安排羅維的姐姐值班，但羅維終因搶救無效，於６月６日早上８時死亡。」
羅維的母親邵秋風在回憶中說，羅維肚子上被射中的是顆炸子。她說她見到羅維的時候是在第一次手術之後，她至今都不知道羅維的肚皮處究竟有幾處傷，但當時的傷口是用很寬的紗布捆上的。羅維就躺在病床的褥單上，褥單上都是血、水和尿。她請求護士換過一次褥單，但一會兒又都是血水了。她說，兩年以後，羅家以前的一位鄰居告訴她，說兩年前他就聽廣安門醫院的一位大夫說過：羅維碰到的是一顆炸子，把腎、脾、十二指腸都炸壞了……她說她相信這個說法，因為她一直保留著當年醫院開出的「死亡證明」，上面寫得很清楚，是槍傷，傷及腎、脾、腸，等等。
她還說，羅維不僅被一顆炸子擊中，而且在左胸部的皮下，還留下了一顆沒有炸開的子彈。在第二次手術時，一位外科主任把這顆子彈取了出來，還放在一個盤子裡拿到手術室外讓親屬看過。羅維胸前還有被利器刮傷的血痕，像是他中彈倒下時被自行車把刮傷的。
羅維的老母忘不了兒子臨終時那個生離死別的淒慘場景。前不久我和張先玲女士去看望她時，她對我們說：「當時我在醫院見到躺在病床上的兒子時，我並沒有想到他會死。羅維當時還有意識。我問他：『你怎麼樣？』他沒有說什麼，只流下了一滴綠豆般大小的眼淚。過了一會，他很勉強地問了我一句：『薇薇（羅維妻子）怎麼沒有來？』於是我派人把他妻子找來，守護在他的身旁。當時廣安門中醫院設備極差，連氧氣都沒有，羅維只有熬著，一直熬到停止呼吸。」
據事後瞭解，６月３日那天晚上，羅維與一位姓陳的好友一起騎車至復外大街的木樨地，羅是在附近的工會大廈前中彈的。開始由民眾送往復興醫院搶救，因該院傷員太多，又把他用平板車送往廣安門醫院。至於羅維的那位好友，自羅遇難後就再沒有與羅的父母聯繫過，因此羅維遇難的詳情，也就不得而知了。
羅維出生於１９５８年３月，畢業於北京６６中學。在文革後期，羅到北京郊區的大興縣插隊。７７年恢復高考，他從該縣考入北京鋼校中專電力專業，畢業後分配在北京半導體材料廠工作，在廠期間又考上北京電大電子專業。羅維在廠裡工作積極認真，為人處事誠懇，遇難前已晉升為助理工程師。羅維的老母親對我們說，羅維遇難後廠裡曾給他作了一個「鑑定」，對羅維的評價比她現在記憶中的還要優秀。可惜，這個「鑑定」經幾次搬家已想不起來交給誰或放在什麼地方了。老母親說起羅維，帶著一種特有的愛憐。她說羅是她的小兒子，老三，平時很愛讀書，電大畢業後很想考研究生，因此，即令是週日也不肯放鬆。像他這一批孩子，在「文革」中，在應該好好學習的時候卻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耽誤了學業，因而在文革結束後總想搶時間多學點東西。羅維在這段時間裏對英語極感興趣，曾參加過 「託福」考試，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在家裡，羅維也是兩位老人的好幫手，平時買菜、做飯、修理家用電器等等瑣碎的家務事他總是主動地承擔起來。他哥嫂公派出國了，留下了一個僅僅５歲的小侄女，他也總是悉心地愛護和照料。
羅維的老母親邵秋風說起這些，無法遏止內心的痛楚。她對我們說： 「自從羅維遇難後，我作為一個母親，常常都夢見他，和他說話，我問他：『羅維，你搬的家房子怎麼樣？』他回答說：『房子太小，我還是要回來的。』我猛一驚醒，原來竟是南柯一夢！我痛哭不止，眼淚濕透了枕巾。十五年前羅維遇難的時候剛過３１歲，正是風華正茂的年齡，想不到就這樣走了。」說起這些，老人言語哽咽，不勝傷感。
我同這位老母親相識，已快十個年頭了。那是在上世紀９０年代的中期，邵秋風女士的一個旅居美國的女兒乘回國探親之機找到了我。她說她在海外見到一份「六四」死難者的名單，但名單中沒有她弟弟羅維的名字。她特地來找我，就是向我提供她弟弟遇難的詳情以及她父母的景況。在當時，她是作為死難者親屬最早向我們提供尋訪線索的。我們得到這個線索後，很快就與羅維的父母取得了聯繫。但是，由於兩位老人都是知識份子，長期處於受壓抑的境地，更由於那些年管區的警察常常去找他們問話，因而在開始同我們接觸的時候免不了有所顧忌，他們既不敢從我們手裡接受來自海外的人道捐助，更不敢參加難屬群體的聯署活動。但這位老母親對人對事極有見地，經過多年的觀察、思考，她終於和我們走到一起來了。有一次，她對我和張先玲女士說：「自從認識了你們，我才知道受難的不僅是我一家，有那麼多受難的母親在一起抗爭，對我是一個寬慰；我也明白了當年死那麼多人，這是政府的責任。」打這個時候起，她勇敢地在群體的公開信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這自然又招來了警察的問話，但她已不再懼怕。在「六四」十五週年前夕，她作為年逾８旬的耄耋之年，為了給歷史留下一份見證，還強忍著痛苦親筆寫下了當年她兒子遇難的經過。在這篇文字的結尾處，她表達了這樣的願望：「但願能看到『六四』真相公布於世人的一天，以此來撫慰眾多無辜者的亡靈。」
現在，這位風燭殘年的老母親最放心不下的事情要算是羅維遺骨的安置了。為此，她給難友們寫下了這樣一封信：
天安門母親運動的難友們：
我已是一個年邁的母親（８１歲），不知是否能看到「六四」問題的解決。我誠懇地拜託你們，將來把羅維的墓穴移至與你們的孩子葬在一起吧！深深地向你們一鞠躬，感謝了！
羅維的遺骨原由其妻安葬在八達嶺人民公墓，現在其妻已經改嫁且在外地工作，作為生他養他且深深地愛著他的老母親，怎能不考慮讓她的兒子有一個最終的歸宿呢！
（丁子霖、蔣培坤整理）
《民主中國》200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