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向全黨公布的中央專案小組審查報告，誣陷劉少奇被捕後叛變革命，上書張學良感恩戴德，並在中東路事件中充當內奸等等。在一份所謂「證詞」上，證明人寫的是原省政協副主席劉多荃，而實際的撰寫者卻是徹查辦和專案組的人。
劉多荃當年是張學良衛隊的上校團長，偵破共產黨案件這類事並不是他的本職工作，他也確實不知道。但專案組急於利用他的身份，就把他監管起來，反覆進行威逼、恐嚇、引供，拍桌子瞪眼睛，警告他：「不要執迷不悟，如不老老實實寫材料，絕沒有好下場」，「識時務者為俊傑」，「要老實交代，這對你自己及家庭、子女都有很大關係。」隨即沒完沒了地讓他寫。劉多荃當時已是年逾古稀之人，殘酷的折磨使他難以承受，從精神到身體都陷於崩潰。於是，專案組看準火候，開始「啟發」、「誘導」式的訊問。先讓劉多荃回想「九．一八」事變前幾年發生的重大政治案件，後來又讓他考慮1929年7月至1930年11月間發生的大事，最後又縮小到1929年8、9、10三個月發生的大事。要他一月一月地猜、說。當他按順序猜到「9」時，專案組馬上告訴：「抓的時間差不多」。
被捕時間解決了，又開始追被捕地點。劉多荃講：「聽說破獲的案子，一部分是工業區，一部分是日本站，日本站這個重要。」專案組對此不滿意，反覆追問，進行指供：「紗廠是怎麼回事？」劉多荃含糊搪塞地說：「紗廠抓的人與他們是一個組織的。」於是少奇同志的被捕地點問題又算解決了。對被捕人的身份，劉根本不清楚。從當年的審訊記錄上可以看到，劉多荃說：「幾次談話你們都讓我考慮這個共產黨案件是個什麼身份的人，在我的記憶裡沒聽到有人向我直接講；我想不起來，也不能瞎編呀！不過……我想一定是個大案子，是個東北主要負責人。」在多次誘供之後，辦案人員乾脆露骨地挑明：「你往最大走資派身上聯繫過嗎？」在這樣明顯的指供下，劉只好說：「關於最高領導人職務，我記得當時聽他們說書記或總書記。」在專案組的繼續「引導」下，被捕人數從十幾人逐漸減少到三人。關於釋放後的去向，劉說「往西南」，不行！說「送天津或營口」，也不行！最後改為「上北邊去了」，「就是為了利用他」，這才使專案組滿意了。劉多荃出獄之後，於1979年5月至11月兩次寫出更正材料，說他1968年寫的兩篇證明材料，「是專案組從我到學習班被監護的整個期間，被逼所寫的幾十萬字材料中，摘錄要我抄寫的」，完全是虛構的。
為了把證詞搞得不露馬腳，辦案人員在徹查辦負責人指揮下，對所謂「證人」的談話記錄進行隨心所欲地再加工，把「聽說」、「可能」、「如果」等詞句統統刪掉，再經過赤裸裸地篡改、羅織、生編硬造，然後整理成材料，再讓「證人」抄寫、簽字、畫押。結果，他們送往中央的71份證詞中幾乎沒有一句是真話。對定少奇同志所謂叛徒、內奸、工賊的8份主證中7份出自遼寧。另一份就是在北京的孟用潛。專案組在遼寧大搞逼供信的同時，對孟用潛也進行了威逼。他們將和劉少奇同時被捕的孟用潛「隔離審查」，採取小型鬥爭會的辦法，白天晚上連續審訊了7天。孟用潛在身心交瘁的情況下違心地按專案人員的授意，講了被捕叛變的話。以後孟曾給毛主席寫了20封信申訴翻供，講述真相，但均被扣壓。
經過這樣一年多的緊張編導，一起駭人聽聞的特大冤案出臺。「四人幫」一夥欣喜若狂，在一些「證詞」上，江青還滿意地做了親筆批註：「重要證據」。由張春橋最後作了親筆修改。當時連中央專案組也有人提出：1930年中共滿洲省委和黨組織遭到大破壞是杜蘭亭出賣的，與1929年劉少奇被捕無關。但張春橋仍然生拉硬扯，將罪名強加在劉少奇頭上。
由此，中國共產黨的第二號領導人物和國家元首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繼而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上被「永遠開除黨」，撤銷黨內外的一切職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