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間歷經了太多的挫折磨難人情冷暖，十五年間如絮的往事大多如過眼雲煙淡忘了消失了，彷彿從未發生過一般。但下述幾件事反倒越發清晰、有如發生在昨天，不經意間便出現在眼前。
那是一九八九年五月的一天，武漢大學梅園佈告欄貼了一張教師寫的大字報。大意是說，學生們為了祖國與民族的前途與命運無所畏懼地衝鋒在前，向專制獨裁挑戰，教師們卻為了一己私利麻木不仁地龜縮在自己的安樂窩中，似乎與己無關般無動於衷。文章對學生們勇敢無私奉獻的精神大加褒揚，對教師懦弱自利的行徑大張撻伐。文章最後大聲質問：「難道我們這些教書育人的先生要讓孩子們來教我們怎樣做人嗎？」我被這振聾發聵的言辭撼動了，頓時熱血沸騰，心中充滿了豪邁驕傲與巨大的勇氣，更堅定了參與民運的決心。遺憾的是大字報沒有署名，否則，必將更具道德權威，更具說服力更有震撼力。我也必定會主動與其取得聯繫。這麼多年過去了，不知那位教師近況如何？是依然堅持民主理念，不屈地在默默繼續奮鬥，還是也像大多數知識精英一樣與中共握手言歡，一門心思發財致富去了？！
當時，我已經畢業四年了，因而與學潮多少還隔了一層。由於住地緊鄰武漢大學，所以我的民運活動多與該校聯繫在一起。不過，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積極參與者，並沒有站在風口浪尖， 參與組織和領導工作。
起初，我及很多同事及朋友都認為問題最終會和平解決，但事實證明那只不過是一相情願的良好願望而已，根本不具任何可能性。客觀地說，人們也並非沒有認識到中共實施的是獨裁統治，為維護其利益，關鍵時刻他們肯定將不擇手段。然而，不知何故很多人卻堅信中共不會對學生開槍。這大概是出於人類的善良本性與對美好強烈願望的本能吧！所以，當得知「六四」屠城的消息時，我的憤怒與哀痛是根本無法用言辭表述的。我當即辭職，因為我覺得自己不能再繼續與中共為伍了。準確地說是離職，因為我連一聲招呼都沒與頭頭們打，更沒有辦理任何手續。正式辭職手續是九二年自辦公司時，工商局需要我沒有工作的證明才能辦理工商執照而補辦的。就這樣，一個既乏經驗又缺積累更無人脈的二十多歲的毛頭小夥開始了其闖蕩江湖的生涯。
我來到深圳，一邊打工一邊不分場合地宣傳民主理念。儘管「六四」剛過，政治氣氛十分緊張，但我的宣傳卻從未遭到拒絕，更沒有被告密。可見真理公道自在人心。不過，當時對民主的理解的確非常膚淺與片面。然而，那一切均是青年人努力追求力所不能的事物時所犯的那種光榮的錯誤。我對很多人提到了那張大字報。他們說深圳的情況完全相反，是老師動員勸說學生上街遊行。當時對此頗為懷疑。但今天高校學生的自利狀況卻說明那也許是事實。我時常問自己，難道自由度的增加和對財富的更多慾望必然導致對公共事物的漠視嗎？難道學生們認識不到對公共事物的關懷是更大的「自利」嗎？因而我反對那種一股腦將學生們極端自利的責任全部推到他們自己身上的做法。他們對公共事物的冷漠恐怕更多是緣於社會氛圍輿論導向以及前車之鑒。
當時，深圳成為很多民運人士投奔自由的中轉站。有朋友建議我也走這條路，並說他有相關的熟人，安排方面沒問題。經過幾天的慎重考慮，我婉拒了他的好意。我對未來有自己的設想。這是我於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內做出的一生中的第二個重要決定。
北京學生絕食後，武漢學生便醞釀動員工人罷工示威。這天數萬名學生於半夜二、三點鐘啟程，步行五、六個小時，來到武漢鋼鐵公司所在地。清晨八點，各工廠門前聚滿了學生。雖然他們早已飢腸轆轆，疲憊不堪，但個個精神抖擻、熱情地向上下班的工人宣傳民主理念，分析當前政治局勢，鼓勵他們勇敢走上街頭，為國家的民主與進步盡到自己的責任。號召罷工的巨幅標語高懸在半空，熱烈的口號聲此起彼伏。然而工人們卻並沒有受到感染。學生們見長時間勸說無效，於是跪到地上，希望籍此感動工人。初夏的清晨，地上仍有非常濃厚的潮氣與晨露，但學生們毫不在意。他們年輕的身體裡湧動著澎湃的熱血，他們有一顆火熱的心。他們滿懷著擔負起民族振興的雄心壯志。學生們跪在地上，稚氣的臉上洋溢著青春的光彩，眼中透出濃濃的殷切希望。工廠門前的空地黑壓壓跪滿了學生，靜悄悄的，十分肅然。那場景極度撼人心魄。然而卻只有極少數工人願意支持學生，舉行罷工，大多數工人只是些許游移，便決然地轉身離去了。後來才知道，當局為了阻止工人罷工遊行，每天額外給每一位上班的工人發十元錢，下班即兌付，並許諾學潮結束後給每位沒罷工者加一級工資。然而，隨著當局重新控制了局勢，那一級工資便如泥牛入海杳無聲息了。工人們十分憤怒，聲稱早知如此，真該去參加遊行了。
九十年代中後期，國營企業關停並轉成為大趨勢，很多工人下崗失業。這時，他們突然想起了學生，質問：學生們為什麼還不遊行？！他們沒有意識到，當年他們拒絕為爭取自己的權利採取行動，置學生們於孤軍奮戰的絕境，導致他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從此，學生們也轉而只追求個人利益了。而這樣做他們是較工人有更多的優勢的。顯然，很多工人視價值理想如弊履，只願為利益而奮鬥，並且將自己的利益當作衡量一切事物進退取捨的標準。這實在是最令人氣餒之處。
記得看過一部電影，說的是英國威爾士一個小鎮上的故事。人們為了使他們世代認為是山的鎮旁小丘達到國家規定的山的高度，全鎮人放棄了彼此間的意見與分歧，在共同的信念理想與價值下團結起來，完全憑藉人力「堆」出了一座真正的山。這裡沒有任何利益訴求，相反還伴隨著個人利益的犧牲，他們只是為理想而理想為價值而價值。看著看著，我流下了激動的淚水。這樣的民族令人肅然起敬，一定是強盛自信偉大驕傲的民族。只有當我們的人民也具備這種素質時，中華民族才能真正地站立起來。那麼這一切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是因為長期的封建獨裁統治？抑或是因為我們是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或者還有更多更複雜更重大的因素？
「六四」屠城後，武漢的形勢急轉直下，風聲鶴唳，肅殺淒然。綽號「寡婦」的省委書記威脅要對所有的悼念活動大開殺戒。但很多學校依然按計畫舉行了追悼會。我參加了在武漢大學梅園操場舉行的悼念活動。
為防備不測，學生領袖組織了一隻敢死隊。那批學生都剃著光頭，並宣誓為了保護其他同學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他們被佈置在進出學校的要道上，以阻擊軍隊可能的進攻，為會場內的同學爭取儘可能多的時間安全撤退。會場內，一些學生手拿棍棒汽水瓶，激動地表示要與中共血拼到底，氣氛非常緊張。
追悼會開始，全場齊刷刷跪下。人們以我們民族最古老最神聖最莊重的方式向死難者致哀。然後是致悼詞等。給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作家班一名學員回顧其六月四日清晨乘出租車路經天安門廣場時所見的淒慘景象。他哽嚥著說：血肉模糊的屍體、碾爛的帳篷及多種雜物四散委棄於地，天安門廣場一片狼藉，活像一個大墳場。環衛工人在緊張地洗刷大街上的血跡，軍人匆忙地在轉運屍體。述說間他數次失控，嚎啕痛哭。這真是「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傷心時」。最後他請求同學們保持冷靜與克制，不要盲動，不要再做無謂的犧牲，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他特別強調說，我們都還年輕，未來掌握在我們手中。對此我頗有微詞。我認為我們對自己對未來的信心不是因為我們比他們年輕，而是因為我們追求的價值理想的正義偉大與崇高。畢竟，歷史不會在我們手中終結，還有比我們更年輕的人。如果我們的作為缺乏道義基礎，則我們必將面臨與中共同樣的命運－－被歷史徹底推翻。接下來很多老師與學生上臺宣布退出中共，大家為他們的勇氣正義感與堅定的信仰鼓掌歡呼。場上氣氛活躍起來，人們將對可能面臨鎮壓的危險的擔憂拋到了九霄雲外。
萬幸的是，軍隊沒有出現，追悼會得以和平結束。
光陰荏苒，近來我時常想及那些曾經同呼吸共命運的昔日戰友的情況。可以肯定的是，那批敢死隊員隨後就遭受了嚴厲的整肅，那些公開宣布退黨者的日子也不會好到那兒去。就是現在，他們的檔案中也一定還有相關的記錄，他們早已被這個國家打入異類，其人生際遇和命運已深深地與祖國的民主進程交織在了一起。至於大多數人，大概都爭先恐後地投入了全民追金逐銀的經濟大潮中了，也許混得還不錯。我敢肯定他們不會忘卻。但民主的理念在他們今天的現實生活中恐怕不是完全沒有蹤影，就是僅具無關大局的影響。他們淡忘了過去！
不論參與歷經多麼巨大的社會事變，大多數人隨後都會重新投入平凡的生活之中，表現得似乎對一切都感到滿意。庸俗也好無奈也罷，這就是現實。二年後的忌日我是在北京度過的。此前數日，我五內俱焚，心中十分難過，坐立不安，完全無法安下心來做任何事。最後我臨時決定赴京一行。
進站後剛好碰上一趟北上的列車。我上車後補了票，晚上又補上了臥鋪，但根本無法入睡。忌日一早抵達北京，下車便叫了輛出租直奔天安門廣場。一路上那司機喋喋不休。我正難過呢，根本不願搭理他，也沒留意他到底在說些什麼，只是覺得他話特別多，非常煩，恨不能叫他閉嘴。到天安門後他問我停那兒？我楞了。
廣場上空蕩蕩的，可我分明看到幾千上萬名傷痕纍纍血流滿面的學生。他們緊緊挽在一起，勇敢地迎向黑洞洞的槍口和龐大的鋼鐵怪物。他們一排又一排在火舌中倒下，彷彿電影中的慢鏡頭一般，但沒有人退縮，後繼者踏著戰友的屍體繼續前進；坦克隆隆作響，瘋狂地衝向人群。身體在履帶下掙扎扭動，唱出悅耳的自由之歌。我在恍惚中叫他圍繞人民英雄紀念碑慢慢轉幾圈。隨後的一段時間我失憶了。當我回過神來時，車子停在一個僻靜處，司機離開了駕位，坐在我旁邊。他拿著一卷衛生紙，我手中有一團，半干半濕，地板上還扔了不少。看來剛才我一定是失聲痛哭了。他見我回過神來，嘴囁嚅了一下，似乎想說些什麼，但卻一言未發，與此前的口若懸河恰成鮮明的對照。我這才第一次認真打量了他一眼：一個三十多歲微微發福的中年人。我揩乾眼淚，給他錢，他不接。我一再堅持，他最後竟吐出了粗詞。好一副北方豪爽耿直的漢子個性。直到這時，我也未告訴他我是幹什麼的，他也只是一再簡單地重複我知道我知道三個字。但這就夠了。我們已然神相交靈相通。分手時，他那雙有力的大手讓我深深體會到他的熱忱與關切。我當時想，他肯定參加了「八九」民運，說不定還是一個積極份子，甚至是糾察隊員之類的人物。
走出很遠後，他又駕車從後面追上來。他說：兄弟，在外面可要當心，出租車也不保險。多保重！這幾句話我很長時間不能理解。我不認為自己有不小心謹慎的地方，慢慢也就淡忘了。幾年後，一位宜昌的朋友告訴我，宜昌市安全局控制著三十輛出租車。司機們為安全局收集乘客對政權與時局看法的情報，對明顯的反政權言辭要即刻報告。這時，我才明白那位朋友最後那幾句話的含義，體會到他深深的關切之情。以北京與宜昌的規模相較，北京也許有不下三百臺這種出租車，或許那位朋友就是其中一分子，至少他與此有很密切的關係。我十分慶幸自己遇上了一位有良知的「特務」。否則，恐怕不用到九五年我就被關進大獄了。
記得車費有五十多元，這在當時對出租司機而言絕不是一個小數目。由此可見民主理念在民眾心中的份量，可我們受到支持的程度。但當我今天寫下「六四」十五週年幾個字時，卻不由一陣心虛。
十五年啊！十五年該能做多少事啊！人的一生又能有幾個十五年呢？！何況還正值最美好寶貴的青春年華！十五年將一群二十左右的青年催長為年屆不或的中年人！這應該是人生的收穫季節了，可我們依然兩手空空。十五年間，民主事業在中國沒有顯見的重大進展，在最近的將來似乎也看不到有這種可能。不錯，我們一直在努力，在非常認真辛勤地努力，為此很多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很多人一再默然承受失去自由的巨大災難，很多人至今無法回歸故國，與親人團聚，不得不日復一日飄零他鄉，甚至魂留異國。我們不缺信念，不缺毅力，也不缺勇氣，然而我們或許缺乏行之有效的方法。方法，就是方法。做什麼？怎麼做？
今天，在「六四」十五週年前夕的夜晚，我記下這些自勉，也與有志於中國民主大業的同儕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