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五六月份是學期結束之際，大多數博士生會選擇此時進行論文答辯，然後開始工作。我曾經就讀的哈佛大學有11個學院，每年畢業的博士近千人，是「博士生產大戶」，但每個博士學位都不是那麼容易得的，求學路漫長而艱辛，沒有勤奮和持之以恆的精神，是堅持不到答辯那一天的。
在美國拿個博士學位，一般至少要4年。美國的博士學習一般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修課，各種必修課和專業課的學分必須修滿。課程學完後是博士資格考試。考試淘汰率挺高，我下面一級的學弟學妹們50%沒有通過。第二階段是做論文，這比修課困難多了。
考試的淘汰、外面世界的誘惑使博士路上「逃兵」不斷湧現。我在的博士班最初是10個人，5年後，我是班上第一個答辯的，那時已經有5位同學中斷了學習，剩下的4位難兄難弟熬到第六年才答辯。
答辯時學生有代言人
答辯本身是象徵性的行為，此前的寫論文才是最難的。等到哪天導師開金口說可以準備答辯了，就意味著論文委員會中所有人都認為你的論文已經可以承受各種質詢了。
論文委員會成員大都是懂行的教授。我當時的答辯委員會成員中有一位是論文指導老師，另外兩位是主要評判，還有兩位是閱讀者。此外，論文委員會還必須請外系的老師做主席，他不必懂相關專業，作用是保證答辯公正地進行，如果有什麼爭執，可以作為外人進行調停。主席通常由學生自己選，在和其他老師發生矛盾時，可以保證有人幫助處於「弱勢」的學生與老師溝通。
答辯會橫生波折
我當年是6月初進行答辯的。答辯前一天，導師和我預演了一遍，讓我不要緊張。
學校會提前公告哪個學生什麼時間答辯，感興趣的人都可以出席答辯，並提出問題。進了系會議室，我看到來聽答辯的人有我同班的所有「戰友」。我在外系的一些朋友也坐在後面。雖然我知道自己肯定能通過，但站在講台上，望著台下的眾人，還是不免心慌。
委員會主席宣布答辯開始。首先我用20分鐘陳述了論文的要點。我的論文題目是關於美國財稅體制改革對老人健康保險項目的影響。按照慣例，我首先介紹了做這個題目的意義，以前的相關研究和我的研究的獨到之處。然後我介紹了理論模型，和基於這個模型上的假設。最後是實際數據的結果，以及今後的研究方向。每個要點都用幻燈片加以說明。
接著，主席宣布開始提問，真正的答辯開始。第一個提問者是「閱讀者」。他是專門做經濟統計的，我以為他會問一些有關數據處理的問題。
可出乎意料，那天他對我的理論模型發生興趣，問我，如果改變一個基本理論假設，數據的結果會如何。而這個基本假設是「經典」，從來沒有學生對它提出過疑問。我於是只好結結巴巴地實話實說，從來沒有想到這個假設會不成立。我看著我的導師，用目光求援。
我的導師是公共財政領域的大家，他看到我的窘態，趕緊接過話頭。他談了這個假設的歷史，它的優缺點等，表示假設不成立是個很大的理論問題，我以後的研究中不妨探討這個問題。我趕緊點頭同意，總算是體面地過了這一關。
接下來的問題都是關於論文的細節的，比較容易回答。記得一位教授問我消費稅和收入稅是不是一回事。他以前在看我的論文時問過我這個問題，我曾經詳細地用數學和經濟學的原理給他解釋過。沒想到他在論文答辯中又提了出來。我在這方面有不少心得，終於抓住了表現的機會，我滔滔不絕地大談了一通。聽眾們看上去都非常滿意我的回答。我舒了口氣：總算有了出色的表現。
還有一位教授問我，這個研究結果是否意味著我們要改變現有的稅制。我聽出了「圈套」所在，趕緊表示，我的研究建立在高度抽象的理論模型上，這個模型完全不能代表現實生活，研究結果只能為政策制定者提供一定的參考，而不是現實生活中問題的正確答案。聽了我的回答，他很高興，說我保持了清醒的認識，正是因為人類的行為如此複雜，難以用現有的任何理論來完美解釋，才使我們的研究更有意義，他的評論對我很有啟發。
有驚無險，全票通過
等教授們提完問題，答辯主席宣布其他聽眾也可以發問，同學和朋友們沒有人想再「為難」我。於是，答辯主席要求所有聽眾退場，他們留下來討論我是否可以通過答辯。
一會兒，主席讓我們進了會議室，她笑容滿面地宣布，經過討論，全票通過我的論文答辯。雖然我有心理準備，但還是快樂得輕飄飄的。
就在這時，有人拿來一個大蛋糕和幾瓶香檳，是我的導師偷偷為我準備了這些，我很感動。大家紛紛向我表示祝賀。5年的埋頭苦讀，終於在品嚐蛋糕和香檳的美妙感覺中打上了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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