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隨著法輪功學員在海外起訴那些出訪國外的積極參與迫害的中共高官，有無「海外官司」纏身，也成為中共內部高層非常關注的焦點話題。而且，出訪吃官司或者帶著官司出訪，已經嚴重困擾了中共領導層。
很多老百姓認為，一個「海外官司」能把中共高官怎麼樣？他還是作他的官，他怕你什麼，大不了不出國訪問。
可是，當官的可不這樣想。看看江澤民對於自己在芝加哥被起訴而給布希政府施加的號稱「不惜一切代價」的壓力就可以感到他是多麼在乎。當去年9月法庭宣布江澤民有「豁免權」時，連一直不承認有此訴訟的中共外交部，也對大陸民眾發布這一「喜訊」（目前法輪功學員正在上訴）。中共內部把官員出訪被訴，當作了頭等大事在抓，而且派出司法代表去和他國勾通，企圖從法律程序上就禁止這類起訴活動。
「海外官司」對於中共高官，為什麼有著老百姓體會不到的威懾力？
第一，高官們想出國訪問。
出國總是風光的事，這也是他們積累國際交往資歷，為日後的升遷打基礎的機會。
他們也懂得如何用海外訪問獲得的「好評」來內銷到大陸作為自己的「能力」顯示，甚至用作打擊政敵的武器。
第二，海外吃官司，會斷了他們出逃的後路。
很多高官都是貪官，就算自己不是，子女也難免。他們有句話，「苦了我一個，幸福幾代人」，這個幾代人當然是他自己的子孫後代。有了海外官司，海外的財產也就可能保不住，子孫還如何能幸福？他們對中共的政局瞭解得也很清楚。就如同江西省副省長胡長青所認識到的，早就在海外安排退路。那麼，在海外吃上官司，對他們自己和子女今後外逃都將極其不利。
第三，海外吃官司，會成為政治對手的把柄。
積極迫害法輪功的高官在出國訪問被以人類滅絕罪起訴，本來這些官員迫害好人就心虛，這一接外國訴狀當然就更感狼狽。
中國開放20多年了，與外界交流來往的機會越來越多。一個背著海外官司的人，在同政敵對壘中，自然不戰自敗。中國商務部長薄熙來，剛上任到外國走一圈，就背了一屁股的官司。媒體關注的都是他犯了什麼罪，而不是簽了什麼合同，這還談什麼商務啊？所以，最近聽說，中共要安排薄熙來轉任其他不需要經常出國的部委，來解脫這種尷尬。
迫害法輪功的事，中共官員們也知道，現在就是江澤民一夥在撐著。文革中，那是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時代，誰能想到有結束的一天呢？它畢竟結束了；同樣，迫害法輪功也總得有個頭，結束也只是個時間問題，山不轉水轉，也不會等太久。
所以，明白人都看得出，未來中共幹部的選拔留任，除了「年齡」和「學歷」，有無「海外官司」也將成為一個新槓桿。中共高層的權力內鬥，在「年齡」上，多一歲，少一歲都會打得頭破血流；如果你要是背著個「海外官司」，在改革開放與世界來往的大環境下，在政治對手看來，這「海外官司」當然就是個毀掉你仕途的最好武器。
中共自己也意識到，讓背著「海外官司」的人代表中國政府出訪，怎麼講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這次曾慶紅出訪南非，準備起訴他的法輪功學員遭到槍擊，與曾慶紅逃避「官司」有莫大關係。
從動機上講，曾慶紅政治野心很大，極具權謀，而且不擇手段，曾慶紅當然也想在仕途上更上一層樓。那麼，曾慶紅就絕不願背上「海外官司」，被對手輕易地葬送他的政治前途。同時，曾慶紅也是在做給中共看他的手段，讓他的政敵小心為妙。
從手段上講，江澤民能坐穩十幾年，全靠曾慶紅幫他掃清障礙，包括整倒陳希同，涉嫌害死楊尚昆等。曾慶紅為了自己的前途，在自覺「天衣無縫」的情況下，當然會鋌而走險，雇凶殺人。
從做案條件上講，曾慶紅原是中共組織部長，主管特工系統。據槍擊案中受傷的梁大衛自己說，他是澳洲的法輪功學員，此行的目地正是去南非準備以滅絕人群罪起訴曾慶紅。他在澳洲就被中共特務盯梢，汽車的玻璃門被多次砸碎，去香港不讓入境，早就上了黑名單。澳洲是中共特務很活躍的地方，特別是針對法輪功。法輪功的起訴行動，本來也不是什麼秘密。在前一天，法輪大法信息中心還發布新聞，說法輪功將去南非請願。所以，中共特務完全能夠掌握梁大衛一行的行程和目地。
而南非又是一個「天高皇帝遠」的地方，僱用幾個當地人持槍殺人，既很容易，又掩人耳目。
從事發現場看，凶手跟蹤到高速路上後，用軍用AK47射擊法輪功學員坐車的輪胎，受傷的學員是兩腳中彈，可見子彈射擊很低位，目地是為了製造翻車事故，車毀人亡。好在人算不如天算，車子安全地停了下來。
法輪功學員告曾慶紅一案，雖然因為曾慶紅很快結束訪問回國，以及槍擊案的干擾，最後沒有來得及起訴，但是，曾慶紅使出的手段，卻讓人心有餘悸。
所以，為了「政治前途」，為了在「年齡」「學歷」之外，不背上落政敵把柄的「海外官司」，曾慶紅雇凶殺人，觀其一生為人處事，也在意料之中。但曾慶紅在海外創下中共高官買黑向和平人群開槍先例，對中共集團本身來說決非祥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