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腐敗無關制度
民間學界最流行的說法是：腐敗是制度缺陷的產物，由於缺乏民主監督，腐敗愈演愈烈、不可遏制。
這種想當然的觀點之所以能夠流行一時，是由於得到某種普世理論的支持。按照當今居于思想界主流的自由主義的表述：民主制度是腐敗天敵，非民主制度不可能有效遏制腐敗。
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它就像物理學的定律一樣，真正成立需要一定的適用條件；即只有當社會經濟達到中等發達程度以上時，民主制度遏制腐敗的功能才能發揮作用。在經濟未到中等發達程度之前，民主制國家也普遍存在權力腐敗。西方發達國家直到20世紀前期，還普遍存在腐敗現象；當代一些經濟發達程度與中國不相上下的民主制國家，腐敗程度比中國有過之無不及。
世界銀行資助了一項著名的研究《世界銀行全球治理評估》，其所得數據充分說明：民主化與經濟增長、政治腐敗、收入分配不相關，對政治腐敗和貧困影響最大的因素是經濟發展水平。普遍的國際經驗表明，政治腐敗是當經濟發展處於中等發達程度以下時（主要衡量指標是人均國民收入）、不同制度的各個國家的普遍現實。快速工業化過程會加劇腐敗，原計畫經濟向市場機制的轉軌也會增加權力尋租的機會。當今中國正是既處在中等經濟發達程度之下、又位於快速工業化和市場化的過程中，腐敗從某種意義上說無可避免。
二，「清水衙門」何以出巨貪
許多人認為張宗海所在的宣傳部是「清水衙門」，這其實是一種習慣性誤解。宣傳部本身當然權力有限，當它權力所及的下屬部門，卻不乏富得流油。否則，權力尋租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權力租金必有出處，真正的清水衙門是供養不起巨貪的。
宣傳部下轄文化部門，不少是壟斷行業，潛利豐厚；尤其是壟斷了大眾主要文娛產品的廣電部門，油水最厚。張宗海豪賭澳門，也是有廣電局的公款為之撐腰。重慶廣電局可以隨便一擲兩億為博張宗海一爽，可見其闊到了何等程度。當然，孝敬張宗海的絕非僅僅一個廣電局。尤其張宗海同時還是重慶市委常委，在人事任免等關鍵利益上擁有發言權和表決權，其權力範圍遠遠超出了部門侷限。
反腐敗，就需要研究這些新時期權力運作和分肥的新特徵。
三，在現行體制下遏制腐敗的可能途徑
根據吳思著名的潛規則理論，決定傳統社會興衰存亡的關鍵是統治者與其代理人即官僚集團的矛盾。由於二者立場不同，利益也有重大差異。執政者的根本利益在於持續和穩固政權，因此反對權勢群體對民眾過度掠奪、竭澤而漁,要求官吏「廉潔奉公」；代理人即官僚集團的根本利益在於代理期間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所謂「權力不用,過期作廢」。後者的利益立場驅使他們不但不會「廉潔奉公」,而且還趨於盡最大可能掠奪民眾、侵吞公共財富,這一過程往往呈現一種加速奔向終點的趨勢,直至竭澤而漁。
傳統社會之所以無法有效遏制權力腐敗、擺脫治亂循環,按照吳思的研究,主要是由於權力的代理者官吏集團在與其委託人即統治者的較量中,擁有信息優勢。由於官吏集團在傳統社會處於上令下傳、下情上達的中樞位置,它可以壟斷信息,欺上瞞下,使擁有強大權力的統治者變成瞎子和聾子。又聾又瞎的巨人,當然鬥不過一大群耳聰目明的小人物；正是這種信息不對稱,尊定了傳統社會的基本政治格局和朝代變遷的固定走勢。
由此可見,要制約官吏集團的權力擴張和腐敗,關鍵是要打破它的信息壟斷。這一在傳統社會無解的難題,在現代技術條件下已出現多個可破題的角度。中國自去年以來民間自發利用網路技術的信息民主方式,實現了民間與執政高層的某種直接溝通和良性互動,並取得了實際成效；今年6月23日國家審計署向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提交的「審計清單」,再次揭示了從體制內打破官吏集團信息壟斷優勢的另一可能途徑。
在現代技術條件下,直接受命於執政高層的獨立審計機關可以在相當大程度上打破政府部門和官吏集團的信息封鎖,使執政高層在遏制腐敗、規範秩序的過程中做到相對的耳聰目明。實際上,西方民主制國家立法機關對行政部門的有效制約,也是在立法機關擁有了獨立的審計能力、不再只能被動聽取行政部門的報告後開始的。
以技術手段打破官吏集團的信息封鎖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要根據所掌握的信息有效抑制腐敗、重整秩序。從迄今為止披露的信息看,政府對已經查出的權力違規和腐敗的處理力度仍然偏小,仍然不能令人滿意。
行政處理不力,根源於執政高層與其所委託的官吏集團既相衝突、又相依存的矛盾關係。雖然委託人與代理人有著相互衝突的不同利益,但委託人的意圖終究要通過代理人來實現；沒有了代理人,委託人的意志無從貫徹。因此,委託人可以通過獎懲之法來約束代理人,但他不但不能取消代理層次,而且還必須調動代理人的積極性、保持代理系統的高效率。
正是這種相互依存所導致的複雜關係,使執政高層囿於多重相互矛盾的目標,難以有效抑制官吏集團的擴張和腐敗。在這種僵持背後,代表了一種非有效的力量均衡。要打破僵局,就要改變力量對比,為抑制官吏集團找出或釋放新的支持性力量。
在現行體制下,體制內外可支持抑制官吏集團的主要力量是人大和輿論監督。如果人大擁有依據審計報告追究到底的權力義務和實現途徑,官吏集團就會受到另一種形式的有力約束,力量對比就會發生變化；輿論監督則可以使這種對代理權力的約束和反約束在相對透明的背景下進行,依托具體量化的審計報告,壓縮潛規則發生作用的空間。
可見,去年執政高層與民間通過網路實現的良性互動、今年國家審計署將審計情況向人大常委會匯報並在媒體公布,是向著打破官吏集團信息壟斷、改變腐敗與反腐敗力量對比的方向邁進了一大步。循此而進,中國在現行基本體制框架下不但有可能回覆公眾信心,而且有可能將權力腐敗、經濟失序和社會不公遏制在大為減輕的程度。
遏制腐敗，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