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躍剛無疑是大陸新聞記者隊伍中的主流代表。他代表了那種既想與當局合作，也瞭解當局的苦心，同時又能堅持自己良知和操守的新聞從業群體。他對上層的批判，無疑是這種曖昧關係長期以來對心靈的壓抑的最終爆發。
而且，如果大家瞭解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青年報曾經的輝煌，和它不太極端但與大潮流基本符合的傾向，以及一度成為中國新權威主義的陣地，等等一切，你就會理解盧躍剛們的憤怒，正代表了中國新聞界主流對現行新聞體制的積怨已經到了不能再忍受的程度。
當然，也許會有人說中國新聞體制的變革早已呈現出一種良性勢頭。比如對於薩斯的報導，對於愛滋病的調查，對於民間維權的支持；甚至在政治思想領域，也允許過去的政治敏感人物發言，比如那個潘岳，新來就屢發理論文章，就連人民日報也於近日刊登了他的《環境保護與公眾參與》──雖然這篇文章的全文早已由新浪網而流傳已久，人民日報刊發時也進行了刪節，但對於人民日報這樣的黨報來說，也的確是一縷清新難得的空氣。據最近出版的《中國高層新智囊》一書介紹，潘岳居然與中國青年報有很深的緣源，曾在六四後擔任中國青年報的副總編輯，不僅一去就收拾了人心，還舉辦了一系列
青年思想研討會，是風行一時，至今仍在大陸佔據主要地位的新保守主義思潮的主要人物，使中國青年報在六四之後很短的時間內重新得到了青年人的信任。──但這些跡象，按照中共信奉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也只是一部分極少的量變，離質變恐怕還很遠。
筆者有幸接觸到大陸民間出版力量的一些人。這些被稱為書商的民間出版家，往來於各個出版社之間，他們對於大陸新近的出版部門企業化改革並不看好，他們認為，舊體制在新聞出版業是最頑固的，而且，根本原因是通向市場的最大關口，新華髮行系統沒有根本性的改革，出版社企業化就只能是泡影。更為關鍵的是，這些書商對於目前與出版社的合作還是頗能接受，一則這種灰色關係保證了他們既能利用現行的出版資源，又不必投入過多，二則新華書店市場能力的低弱反而給這些書商提供了相當大的市場空間，他們也樂得當局在新聞出版方面遲鈍，他們可以趁機完成資本積累和佔領市場份額。所以他們也樂得一方面大罵現行新聞出版體制對於言論自由的限制，一方面也樂得享受這種體制給他們帶來的機會。
而一個體制的變革，是圍繞此一體制的所有力量，不光是新聞記者，通力合作的結果。從目前來看，至少大陸民間的資本力量還沒有做好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