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儒家在政治科學上的獨創
2，二十世紀儒家文化遭受的各派夾擊
3，儒家復興需要自由主義引導
我對儒家的擁戴首先出於感情因素。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不應絕情地斬斷與祖先在文化上的聯繫。
儒家文化是祖先創造的經典文明的核心成分，它為全人類貢獻了「仁義禮智信」、「天下一家」等普世文明。在它的作用下，漢族由朦昧走向開化，諸多遊牧民族擺脫了奴隸制的羈絆。它還普照了朝鮮民族和日本民族的生活。對於它所留下的大盤局，我們應該深懷感激。
我對儒家的感情是基本的，是下意識的，是原始的。是由對父母的眷念延續而生的對先人的感情，是對腳下這塊古老而永恆的土地的感情，是對先人數千年辛勤勞作的尊敬。
我判斷，這種感情與常識理性有著相同的結構，它是最樸素的情理交融。
1，儒家在政治科學上的獨創
在過去一個世紀裡，儒家遭受了空前的批評，一大堆不實之詞被加在它身上。
批評之一曰：儒家在過去幾千年中主要作為皇權專制的幫凶而存在，犯下了巨大的愚民之罪。
讓我們來看一看真實的歷史。在皇權存在具有歷史合理性的世代，在法家體系因秦亡而崩塌之後，儒家文化接任了中央集權政治體系的理論建制者的位置。在與權力體系的磨合和相互妥協中，在對法家思想表層排斥而深層吸納後，「意識形態化」的儒家思想誕生了，其中尤以「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三綱學說最為臭名昭著。作為一種理性思維，儒家在切入政治層面時的確發生了部分變形。但是，觀諸歷史，這種以高度服從為主要導向的宗法制儒家思想文化，並不構成為儒家思想文化的全部，尤其重要的是，它並不構成為儒家政治文化的全部主流。至少還有另一股強大浩瀚的主流同時存在－－那就是作為法家之嚴酷強制模式的對立者的寬和禮儀思想的存在，作為血腥暴力和原始野性的對立者的仁愛思想的存在，作為絕對君權的制衡者的民本思想的存在。
孔子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事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在孟子那裡，更發展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且民眾有權「殺暴君」、「誅獨夫」的思想。這一超越了任何階級利益的政治科學理論，以其巨大的理想感召力和壓倒性的永恆正義，對後世血腥暴力和黑暗政治發揮了巨大的批判警示作用，也起到了幫助權力有序且清明運作的建設性作用。從漢代以後，孔孟的政治學說逐漸得以制度化，隋唐之後更發展出以排斥貴族世家壟斷權力為主要導向、體現相對公正的科舉考試和文官建設體制，發展出中書、門下、尚書三省「行政三分」的決策制衡機制，發展出諫議大夫對皇權的合法批評機制。這些都是頗為輝煌的政治設計。
中國能夠保持世界最長的政治延續，不是無緣無故的，主要便是這些限制君權和排斥世家貴族宗法政治的因素髮揮了實際效用。這是獨立於英國議會制體系之外對權力運作體系的某些側面進行制衡的政治創造。在未來三權分立的框架下，我們祖先在行政三分和內部化的批評部長方面的體制設計經驗是完全值得借鑒的，它有助於提高憲政下的行政效率。
上述政治成就，不會因為「以高度服從為主要導向的宗法制儒家思想文化」在幫助專制、束縛人性、禁錮思想方面的負性作用而改變其真實價值。
此外，對於儒家還有其它嚴峻批評，比如一段時間裏人們在探討「為什麼古代中國不能誕生現代科學」時，指責以儒家為代表的古代文化要負主要責任。
現在冷靜分析起來，不能不承認，幾乎所有的中西比較，都犯了缺乏精密論證、違反形式邏輯的錯誤，其大眾文化價值，要遠遠地超出其學術價值。錯誤是常識性的 －－中西比較的對象，主語或者邏輯單元不對等。「中」，只是一個國家和地區，而「西」，幾乎是歐亞大陸數十個國家和地區的集合。「中」，代表著一個文明世代，而「西」，則是希臘文明－－羅馬文明－－阿拉伯文明－－中世紀歐洲文明－－近代西方文明構成的一串文明系列，其中發生了數次文明融合、中心遷移、理性批判進程，這是一部不完整的世界歷史。拿個體與集體作對等比較，是沒有意義的。在農業文明時代，由於地理阻隔，中國未能深度參與歐亞大陸西部的歷史演進，是很自然的，與文化又有何干係？這種中西比較把社會文化的作用過分誇大了，其內在前提是判斷「西方文化」能夠產生「近代科學」。這果真是對近代科學誕生原因的真實解說麼？或許，思想文化本來不是整全性的，內部天然多元，科學、宗教、政治文化之間並無深度相關，科學思想體系有著獨立於政治文化之外的演進線索，這樣的判斷要更為合理？
還有一種流行的批評，認為中國古代文化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代表意見來自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認為中國儒家文化不像新教中存在的節儉、勞作等倫理那樣，對資本主義有著正面促進作用，反而飽含了諸多反資本積累、反市場的因素。這種說法明顯是極其外行的，我們可以在宋明理學中找到大量的類似於新教的倫理說教，而且更多。在實際生活中，東南亞華人早已以善於經商著稱，東亞儒家文化圈繼而以創造了「東亞經濟奇蹟」而引人注目。人們從中可以發現，在競爭環境下，沉澱於個人歷史記憶和實踐理性中的儒家思想對個人生活的組織力有著莫大的助推作用。
看來許多對儒家的批評都缺乏事實佐證。由此展開的論說往往是十分含混、粗鄙、簡陋的。
2，二十世紀儒家文化遭受的各派夾擊
為什麼儒家文化會遭受如此眾多的誤解？
今天的人們將事情的肇端追述到進化論的傳入和五四激進主義的登臺。其實還有更深的背景，這便是近代以來國人在歷史上第一次遭遇到一個比自身文化更為先進的異族所產生的自信喪失。
一開始，五四新文化運動領袖陳獨秀等人並未將儒家思想一概否定。但不久出籠的「打倒孔家店」的激烈口號被「總司令」視為打開局面的利器，而大加誘發，導致暴力語言迅猛地滲入新思想潮流，最後淹沒了嚴謹的理性，使人們逐漸放棄了承認儒家還存有部分合理性的常識判斷，淪為文化激進主義「打倒一切」思想的信奉者。
同樣的事態也發生在毛澤東身上。不過這是數十年之後的事。作為實踐者，毛澤東在五四時期內心實際秉承著保守主義和常識理性。他本人即是曾國藩以來湖南興盛的儒學潮流的受益者。求學時代的毛十分崇敬曾國藩收拾洪楊的文治武功，通過讀書和楊昌濟的「二傳」，原始儒學和宋明理學中那些進取性的文化成分，比如剛健有為、張揚自我、講求事功、注重細節、培植實力、練達人情等等，澆灌構筑為毛澤東實踐理性的主幹之一。後來在井崗山上的武裝鬥爭中，這些知識儲存得到了發揮，在毛澤東的軍政行為中，頗多曾國藩的影子，比如著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便脫胎於曾國藩的《湘軍愛民歌》。從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身上，我們明顯可以發現儒家實踐理性對於中共本土派培植軍政幹才的資源意義。
（順便說一下，一些學者曾強調流民文化對於中共的嚴重負面影響，這是遠離事實的。曾國藩在招兵時特別強調排斥兵油子，而主要招收老實敦厚的農民。這一招被毛澤東繼承了下來，曾專門作過一個《關於流氓無產階級》的政治決議。）
在中共黨史上，出現過大批革命烈士。我在重慶渣滓洞紀念館參觀時曾發現，江姐、陳然們互相以孟子語錄和文天祥《正氣歌》來激勵鬥志。儒家的氣節思想，直接澆灌了中共先烈們的英雄人格。
中共的崛起受益於儒家思想資源。毛澤東也明知儒家的真實價值。他們都是儒家文化的受惠者，是在綠洲上成長起來的，卻為了建立一個純之又純的社會，為了造就一代新人，而使後代完全生活在沙漠中。為了實現政治目的，毛像對待革命烈士瞿秋白先崇後辱那樣，像拋棄眾多的同在一個鍋裡吃飯的革命元勛那樣，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將儒家踏在腳下，批倒批臭。其忘恩負義，遊戲人生，有其思想和人格的一貫性。然而即使是這些毀滅性的打壓，都無法掩住儒家的光輝。到了1980年代，隨著中國政治由烏托邦退回地面，民間文化得以復辟，但激進主義情結又藉助新的思潮得以繼續。當時的激進思想者們不敢直接批評政治專制，卻繞了個彎子，拿儒家文化作為靶子，大搞影射學術。在學術上，他們也沒有區分開專制與極權的差別，繼續在整全主義和獨斷論的哲學框架下否定傳統。不管他們的動機具有怎樣的善意，態度也至少有著幾分嚴肅（因恐懼而繞彎便是其不嚴肅之處），但其結果卻是又毀了一代人的思想前程。我從1980年代中期進入大學開始，便親眼看到這種激進主義如何遵循毛澤東和魯迅式的邏輯，讓一代人再次蹈入沙漠，且以此為榮，自今如是！
二十世紀對儒家的否定者，有著共同的特徵，就是慣於使用全稱判斷，假定文化是一個整全性的概念，把不同的社會側面強行綁架在一起。它否認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各自獨立性，不承認多元化的存在，對於明顯存在的事實多元，則採取「這是次要的，那才是主要的」的強橫判斷給予事實否定。在這樣的線性思維下，歷史被扭曲為一條新舊替代獨斷地演進的歷史。新的一元的確立，必以舊的一元全盤遭受踐踏作為代價。所以才有了毛將抗日功臣蔣貶得一踏糊塗，反毛者又將領導軍事復興的毛貶得一蹋糊塗的鬧劇不斷湧現，才有新社會將舊社會抹成一片漆黑，暗無天日，而激進的自由主義者又將新社會視為單純的極權主義存在而對其中蘊涵的諸多正面價值全盤否定的「打倒一切」劇目的不斷上演。
幸虧有了對多元內容存在的哲學發現，幸虧有了保守主義思想的引進，我們的樸素感情，我們的常識理性，才有了高深複雜的大理論作依靠。這樣結果當然正確，但過程和起點是否搞顛倒了？
3，儒家復興需要自由主義引導
1840年以來中國面對西方遭受的多次軍事失敗，使不少仁人志士精神緊張得變了形。魯迅曾說過：「如果要保存國粹，首先就要國粹能保存我們自己。」總是打敗仗的事實，便證明「國粹」不能保存我們自己，所以「國粹」應該被拋棄－－這便是當時激進主義論說的思路。
這一論說在當時可能是有力的，但今天卻會被質問－－如果軍事失敗便證明「文化失敗」，因而應被拋棄，那麼印度在歷史上多次遭受軍事失敗，印度教和佛教便可被判定為「失敗文化」，都應該被拋棄麼？還有世界上眾多的弱小民族，其「國粹」都不能用來實現軍事勝利，不能用來「保存我們自己」，那麼都該被拋棄了？為什麼佛教在中國和東亞卻得到發揚光大？為什麼羅馬帝國的人民將「敵對文化」+「失敗文化」－－基督教拾起來加以信奉？為什麼在元代和清代，那可被判為「失敗文化」的儒家思想，竟能幫助漢人同化異族，使異族最終充當了漢人擴張疆土的歷史代理人？
這一切都反證了：文化與強力無關，它具有獨立的價值，獨立的存在。在那些主張「不要讀中國書」、主張「全盤西化」的虛無主義者頭腦裡，縈繞著一種深度的自卑感，他們的腰早已被西方的精神優勢所壓彎。這些迷失了本性的人物是不配充當中國人的導師的。以下論斷已得到了今日全球社會的公認－－天地之間，眾生平等，世界上每一個民族的獨特文化都有合理價值，都應該得到發揚和傳承。
在今天復興儒家，便是在解除二十世紀對傳統文化的壓迫和歧視，掃蕩那種使人迷失本性的自卑感，恢復我們自然坦蕩的天性。
有朋友懷疑在信息時代談論儒家復興的必要。我的回答是：面對那些曾經被淹沒卻具有終極價值的事物，倒退便是一種偉大而自然的前進。在自然生態下，民間社會的復興必導致民間文化的復興，民間文化的復興必導致多元競爭，欲有所作為者，應主動弄潮其中。在當下這個經濟長期增長的社會裏，人們是不可能久久沉湎於單純的物質消費的。在人們對精神生活的渴盼持續推動下，各種宗教、信仰、新興文化和傳統文化生活在民間的大面積興起，乃是必然的走勢。已經有足夠的事實為這一走勢作見證了。以儒家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在今天這個時代，具有足以為普通群眾提供倫理層面和精神層面的終極價值昄依的潛能。自由主義者主動推崇儒家，可以因此而幫助人們恢復與祖先和土地不相隔離的精神生活，剔除掉激進理性和自卑感；可以通過傳統和習俗而延續祖先業已享有的自由，並爭取以自由主義為繩墨，參與重建儒家文化，從中發現新的思想生長點；可以促進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新生儒家的思想文化聯盟的形成，從而在各種相互競爭的文化中爭奪民間精神生活的主導權。這將是自由主義本土化的關鍵步驟之一。
儒家的新生需要自由主義，因為只有自由主義才能為儒家提供新的規範框架。也只有自由主義才能使儒家文化回歸其本來位置和終極位置。這便是民間社會。有人主張新生的儒家重走官學之路，這是一條不現實的、也是不正當的道路。國教的時代業已過去，回歸民間、制衡官方是儒家自然的也是最合適的選擇。民間即是自由，風俗即是自由，傳統即是自由。自由主義有責任與新儒家的官學妄想進行論戰，引導它在自然空間內健康地發展。
儒家的復興應走正道，各種主義可以相互協作，卻不可相互利用。將儒家文化民族主義化的思路便是在利用儒家，這一反自由的集體主義訴求，值得人們警覺。在文化領域，有文化與民族或部族的重疊，但這種重疊是可以突破的。佛教便傳到中國、日本和東南亞，希臘文化和希伯來文化便傳到西歐，西方文化便傳到世界各國。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文化無國界，文化無霸權。西方文化不是霸權，而是一部分人內心中了魔，心魔難除，從而產生諸多幻相。文化是用以直麵人生和事物的直接或終極困境的工具，是用來打通全人類心靈的。文化民族主義太小氣了，文化的本性在於無邊際，在於開放和自由。
儒家誕生於某一地域，但同佛教一樣是沒有地域之分的。新加坡的李光耀為儒家設定了一個亞洲價值觀，實為他的國家主義或民族主義情結的儒家偽證。他算什麼儒家，不過是假儒真法而已。他的實質法家思路，不過是從從日本佔領軍身上學到的鐵腕治國術的政治理念化。他的亞洲價值觀不過是一些獨裁者和石原慎太郎之類末流的旗幟。同法家一樣，他最後墮入了機會主義的境地。對儒家，他得勢時宣布信奉，在金融危機到來時又宣布放棄，真正的信仰者不會這般輕率。他的亞洲價值觀實為反儒的，因為儒家的真諦便在於它的普世情懷。李光耀的反覆無常，便證明了將儒家地域分野至上化的危險性。
自由主義贊成經驗，它與張載式的浮誇在精神上是對立的，而寧願接續孟子之明晰和闊大。儒家自由主義值得讚賞，儒家的獨立道統更值得讚賞，但獨立並不意味著語言的封閉，並不意味著語言的咒語化、反形式邏輯化、反日常語言化，而是意味著思想空間和思維走向的獨立。它與各種流派相互通約且並行不悖，它的語言將自成體系，卻可以明白翻譯。正如佛學不會被西方哲學所吞沒，也吞沒不了，儒學也同樣如此。有獨立然後才有原創，有原創然後才有競爭力。
當對儒家文化的保守取得一定聲勢後，自由主義者不能不注意起對於紅色思想體系中除了極權主義以外的一些價值諸如平等理念、福利設計、政府適當服務思路的保守。如果對紅色的保守得以成型，便可為一場有序的光榮革命奠定理論基礎－－展望未來，和平演進之路，無非危機轉型和光榮革命兩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