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許多媒體對暴力徵稅事件發表評論，多家媒體提到「王幸福的幸福與不幸」，我想問您，您感覺自己現在幸福嗎？
王幸福：我現在（稍停頓） 也幸福也不幸福。
記者：為什麼？
王幸福：我感到幸福的是，我反映的事情，拖了這麼長時間，終於得到了全國上下包括新聞媒體的重視。在上級的壓力下，農戶的部分問題也得到瞭解決。我感到不幸福的是，我現在被稱作「農民英雄」，可「農民英雄」卻不敢在家裡住；我被稱作「正義的化身」，可「正義的化身」卻整天被人監視。
記者：您現在過不了正常人的生活，那怎麼會幸福呢？
王幸福：總體來講，我應該感到幸福。我的所作所為就是為群眾辦事，既然辦了些事，我還是滿足的、高興的、幸福的。
記者：您家裡的電話「已停用」，怎麼回事？
王幸福：一是這段時間總打電話，欠費了；二是上面干擾，不讓電話開通。
記者：那您現在怎麼和外界聯繫？
王幸福：我在朋友家裡和外界聯繫，找放心的地方，在不放心的地方我是不敢打電話的。
記者：您說您被監控，何以見得？
王幸福：我在北京還沒回家的時候，一個老鄉給在家的女兒打電話說要去，電話放下沒到10分鐘，那老鄉還沒到呢，鄉政府的人就騎摩托車到我家了，問我女兒這個人來你家了沒有。你說這不監控怎麼能知道？
記者：這次媒體對您的報導，對您的日常生活有什麼影響？
王幸福：我對待這個事很冷靜，媒體是公正的，他們主動找我，我很歡迎。但縣裡對我是更加仇恨，他們認為是我主動找媒體揭他們老底，你也知道，不是那樣的。唉，順其自然吧。我的處境很危險，隨時有被打擊報復的可能。
記者：現在縣裡對您的態度怎麼樣？
王幸福：這個事在半月談被頭次曝光後，全國各地來了好多媒體，都直接跟我接觸，不找也不想找縣裡。我聽說，縣委縣政府領導成夜不睡覺，開會研究怎麼處理這個事。記者一來，縣裡摩托車、轎車全上來了，拉媒體記者去縣裡住賓館，還說我們得招待你們保護你們。有一天晚上，一個記者半夜偷偷跑回我這兒，說縣裡對你進行了人身攻擊。我說那你們怎麼看，記者說：「這表明他們對待你搞調查的事，態度還不端正，還是沒有正確對待你。」其實攻擊我反而增加了社會各界對他們（縣領導）的批評。「
「有些人說我是『民間信訪局長』」
記者：老百姓對您怎麼看？
王幸福：很多鄉親們找我問政策，諮詢利益糾紛、土地糾紛、民事糾紛 我那兒好像一個「法律諮詢處」，有些人說我是「民間信訪局長」。（笑）現在政府派了很多眼線來跟蹤監視我，而其中有兩個眼線已向我表明說，他不但不會為政府通風報信，反而做我的「地下黨」，為我傳遞信息。
記者：可有的人對您還有成見。
王幸福：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我的名聲不好。我跟別人不一樣，很多人隨大流，而我要跳出來，替弱者說話。我敢當面指責幹部的錯誤，人家說我精神不正常，有點二百五。
記者：您做這調查，圖什麼？
王幸福：我不出這個頭，農民們受的苦永遠沒人知道。
記者：家人支持您做這個調查嗎？
王幸福：我的兒子對這事很恐懼，很擔心，也很生氣。有一年過年因為這個事都不回家了。女兒非常支持，她說她爸爸是個大英雄。
「我的調查報告被回良玉副總理批示過」
記者：印象最深的一次調查是哪次？
王幸福：有一次聽說徵稅人打了一個80多歲的老太婆，打完了還踩她。我就偷偷上門調查。那家人聽說我是來調查的，全家人都跪在了我面前。一邊哭，一邊喊我是青天。當時我的眼淚就下來了。我哪兒是什麼青天啊，我就是一個農民而已。可是，他們受了太多的委屈，根本沒地方說去。所以連我這樣的人，都被他們當作救星了。於是，我也忍不住放聲大哭。
記者：暴力徵稅在您身上發生過嗎？
王幸福：在我身上發生過亂收費的事。但是，因為我平時注意學習點相關政策，能講出道理來，他們不敢亂來。
記者：調查中您遇到的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王幸福：有人不願意說；有人怕被打擊報復；有人覺得，你一個農民能管什麼？有些人家，我去了三次都不和我說。
記者：怎樣博取農民的信任？
王幸福：其實很簡單，就是不要想從中得到什麼好處。不問他們要錢財，不求他們報答，農民兄弟自然就知道你這是在幫他們做事。
記者：一個農民做這樣的調查很難被人理解。
王幸福：許多人問我是不是有後臺，我告訴他們，後臺就是中央的政策。其實，政府有很多替老百姓著想的好政策，但是，有些官員不執行，或執行得走了樣。
記者：調查時您有顧慮嗎？
王幸福：調查這個事，就是為瞭解決問題，並不是為了出名。當時也產生過放棄的念頭：花了那麼多錢，還沒有回音。我的信不被認可的話，信轉下來，縣委縣政府再砍我一傢伙，打擊報復，白花錢不說，還得吃虧，將來誰為我洗清冤枉啊？
記者：聽說您的調查報告被中央領導批示了？
王幸福：我的調查報告轉到上級有關部門，被回良玉副總理和河南省省長批示了，現在批件在河南省稅改辦公室。
記者：現在的處理情況您滿意嗎？
王幸福：一部分問題是解決了，還有一部分問題沒解決。但很多人告多少年都沒有結果，而我這兒，中央領導、省縣領導都批示，對我還表示感謝啥的，這已經相當了不起了。
記者：事到如今，您還有什麼遺憾嗎？
王幸福：有，暴力徵稅一事，被打殘農戶仍沒有得到補償，打人幹部也沒有得到處理。我還是希望這個事能從上到下地解決。（聽得出來，王幸福對受害農戶一直甚是牽掛）
「咱不是『刁民』」
記者：許多媒體到你們村裡採訪，聽到了一些詆毀您的話，您對這個怎麼看？
王幸福：有一定的原因。為啥呢，1988年我曾打過一個人。但那次我們發生爭執，是他先把我打了。當時，我小有名氣，會畫畫、能作詩，還會武術，辦過武術班。人家說，你辦武術班還讓人家給打了，是人家武藝高強，還是你犯啥錯哩？我委屈，向派出所反映，可所長和他是親戚，沒處理他。我就決定報復他，把他腦袋打個「窟窿」。就這麼個事，其他的事都是捏造的，都是對我的誣陷。
記者：您寫的這個調查報告，得到有關部門的重視，可有人說您是「老上訪」，是「刁民」。
王幸福：咱不是「刁民」！我只是愛管老百姓的事。1985年，我看到村裡的孩子們在危房裡上課，孩子隨時都有生命危險。可是，沒有一個幹部為孩子們擔心。當時，我們村裡是有收入的，建個好學校一點問題沒有，可沒人管。我把包括這個問題在內的六個問題寫了一封信給縣委書記，要求解決。後來我得知，縣委書記批示了：情況若屬實，不辦甚惜，望鄉政府協助解決。
記者：後來解決了嗎？
王幸福：鄉政府領導和村幹部不但沒有解決問題，還對我非常有意見，他們做了假匯報。一次我去縣委辦公室，問他們：我反映的問題你們很重視，可為什麼不解決？縣領導說：「解決了呀？」我說：「學校還沒人管！」縣領導說：「你看，你們鄉政府都寫瞭解決的匯報材料，都蓋了公章了，你說我是相信你個人還是相信你們鄉政府呢？」就這樣一句話到底了。我很氣憤，已經答應的事、合理的事，卻因為一個假匯報就過去了。
記者：這件事對您後來的所作所為有影響嗎？
王幸福：有，我決定給中央寫信，就給國務院寫了一封信。信寫了20多天，還請教過我們同學裡念過大學的，他們說：信沒啥毛病，寫得很好，可是，農村裡雞毛蒜皮的小事，人家不會管的。我說：「不管管不管，沒毛病就行。」我就花了8分錢，郵了出去，其實也沒抱啥希望，就當沒這回事了。可意外地，一個月後我接到中央一封回信，上面說：王幸福同志，我們認為你這種認真、積極、負責地向領導反映問題的精神是很好的，你來信反映的問題我們已經轉請河南省人民政府認真調查處理。後來問題解決了。
記者：問題解決後，您的處境怎樣？
王幸福：問題是解決了，可我也被大隊領導注意了。他們想，一個農民寫封信就驚天動地，把我們這些人折騰夠戧，又寫檢查又寫匯報又幹啥的，要給他提成個幹部，再替群眾說話，那他可就了不得了。乾脆給他弄個中學老師干吧，圈住他，他就不再告狀了。但後來因為種種原因老師也沒干長。因為這次寫信我有了名氣。
記者：也因為這次寫信，您落下了「老上訪」、「刁民」的罪名？
王幸福：雖然當時我辦的事是正義的，但當時我的法律知識、工作經驗、為人處世都是有缺陷的。那時我不成熟，我好心好意幫人家忙，卻常常遭誣陷。
「我就是想當人大代表」
記者：有人說，您這是和政府作對，您怎麼看？
王幸福：我這不叫和政府作對，黨的政策在那裡，你卻不執行，不和黨中央保持一致，那才是和政府、和中央作對。調查後我發現，農民其實都是願意交稅的，可當地政府先虧欠了農民，拖欠了農民幾百元甚至上千元的工錢，或者沒有調整好土地，農民在交稅的時候當然要發發牢騷，那怎麼就變成「抗稅釘子戶」了呢？
記者：上訪往往是農民不得不採取的利益表達方式，而這又是非常艱難的，您不畏難嗎？
王幸福：很多人為了上訪都付出慘重代價，受打擊後一蹶不振。但我王幸福不會，我就是被打擊一百次，我還是會把正義的事情做完。
記者：您說過您會作詩。
王幸福：2000年4月我寫過一首詩叫《問鼎村座有感》：陋居蓬徑獨悠悠，天海星繁月中樓。書倦燭換枕又起，一歡未忘十年愁。壯懷久在酬方寸，豪氣長存貫中州。欲借天外金百萬，福造一方復何求？
記者：下一步，您有何打算？
王幸福：我想辦一個「農民維權網站」，與關心和研究農民的有識之士一起深入探討「三農」問題，推進農村改革，促進社會文明進步。
記者：您的願望是什麼？
王幸福：我就是想當人大代表。我想更好地維護廣大農民的利益，還有就是總結政府工作中存在的誤區，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意見，給黨和政府當好參謀。
半月談
